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都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公共资源，差距实在太大，所以那边的人都愿意过来，这边能够留下来的人还不出去，同城又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以现在您看的同城的里面，哪些有可能是先接触上，实际上就已经离同城差一点点，断头路还有100米，轻轻一推就到了。

杨开忠：同城这个说法，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同城有特定的内涵，就是我们共享一个上下班的通勤的交通，共享一个购物，受教育的资源，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在北京和河北之间讲同城化，我认为这是一个非专业的说法。如果可能我们居住在天津，到北京来上班，除了个别的职业，对普通的大众不太可能。

这次我们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强调重中之重就是疏解非首都功能。我自己觉得一个城市，一个区域的发展是两种力量对决的一个平衡，一个是集中的力量，还有一个是分散的力量。过去我们北京集中的力量远远大于分散的力量，从本质上来说，我更觉得我们这一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一个国家重大战略，就是要加大、加强分散的力量。

怎么加大加强呢，大家现在可能都谈的比较多了，充分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也非常赞同，这次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的实施一定要去完善市场机制，有利于扭曲的市场机制扭过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即使我们的生产机制完全确立了，你想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北京的城市病，疏解北京，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经验都表明，在一定的空间尺度下，市场的力量总是倾向于聚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我们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关键在政府带领，政府在坚持首都核心功能的前提下，要尽最大限度的，有步骤的调整政府、机构自身的区位以及政府举办的实验，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位。这是应该特别强调的。

实际上大家看看，从日本首都的疏解，到韩国首尔的疏解都是这样的，韩国首尔疏解了一些大学科研机构，后来发现这个力度还不够，后来加大规划建设石中市（音），所以无论是国际经验还是国内经验，一定要政府带头，刚才主持人特别提到了，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我觉得我现在看到的最大的变化就是政府正在调整他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区位，包括交通、医疗，卫生，教育，甚至文化。当然了，我觉得还应该包括政府自身的机构。

在我们这样的区域，如果我们把政府自身的一些机关、区域和政府主办的一些实业集中起来，迁到一个地方，像某一些学者主张的，把一个500万的大城市作为北京的中心，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城市不是原来的规模等级的体系，而更多的是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网络体系。在这样的网络城市体系下，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关键在于专门化的功能以及城市缓解的瓶颈。所以我自己主张我们政府带头的过程中，至少可以考虑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特别是韩国的经验搞三个东西，第一个北京市可以搞个行政新城；第二个，国家可以集中办一些可以迁移的，不影响首都核心功能的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及事业单位，搞一个国家行政中心。同时也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集中起来搞一个国家科教新城。

第二个观点，我也特别觉得，现在我们要关心另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我们做规划，现在规划已经发布了，现在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或者非首都功能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想这个应该我们站在不同的尺度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想站在北京的角度，或者说这个东西有序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对于北京有什么影响？我自己有几点体会，可能更具根本性、战略性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北京的经济结构被倒逼着往高精尖方向转型，未来北京应该重点发展三大经济，一个是世界级的总部经济功能，第二个北京要卖思想，卖精神，要搞精神经济；第三个，就是北京创造不是一般的创造，应该是尖端技术经济。

第二个大的影响，北京城市的发展将会发展阶段性的变化。过去我自己感觉，在八十年代开始北京经历了郊区化，现在回头看，北京没有郊区化，北京的城市发展只有两个过程，一个是摊大饼中心城，第二个就是郊区的城市化，而不是郊区化，我们城市人口的增加，80%是外地人，不是中心城区过去的。

现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会改变这样的格局，使我们从一个摊大饼的时代进入到一个市郊化的时代，未来北京中心城的人口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减少。郊区城市化人口会大幅度的增加，估计应该有几百万的人口的增加，所以北京真正进入到郊区市郊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自己觉得有几个问题，特别值得我们提出来讨论，第一个，北京由一个摊大饼的时代进入市郊化的时代，将会出现几个城市副中心呢，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就是聚焦通州，我自己觉得，根据国际上这些大都市的规律来讲，北京未来的郊区的城市副中心，或者副中心，决不仅仅是只有通州，我相信在六环，还会出现了一些其他的副中心，比如说昌平可能就会成为我们一个科教副中心。

第二个要把人口、住宅、商业、办公业市郊化统筹好，努力的实现一个资源平衡，只有这样，市郊化才会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都市生活，否则我们的交通将会越来越难，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