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工业化指数(即工业化率)是47%，城市化率约为52%。咋一看，这两个数字吻合得很好。但事实是，全球平均工业化指数大概是26%，发达国家更低，甚至在20%以内，而他们的城镇化率多在70%以上。“统计数据代表了空间布局的未来趋势，这个趋势是，我们一定会往城镇化率提高的方向走。”周其仁说。
“城镇化滞后，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体制不允许人们自由地凑到一起去，妨碍了城镇化这个潜在趋势的出现。现在，这一趋势挡不住了。过去30多年的改革就是30多年的流动，社会被激活了。现在每逢过年，22亿人次在路上，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没听说过的。再过30年，中国人还这样‘兵荒马乱’似的跑来跑去吗?他总得落脚在什么地方。”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城镇化首先是人的问题，而不是物理外观的城镇。如果没有相应关系的调整，就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城镇化。城镇化要允许人的流动迁徙，允许企业把总部放这里，也可以放在那里。这个自由越大，城镇化就越能健康地发展。
担忧：重走工业化老路
“过去，在工业化阶段，中国走得比较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有，一看发达国家有，我们就开始布局。在上海，纺织厂从一棉到二十一棉，很快‘一’字排开，看起来很对，但时间一长，糟了，因为有些地方搞纺织，会比上海好得多。这样，纺织厂就变成了包袱。”周其仁感叹道，过去搞了很多类似的国家定点工厂，后来都不了了之。
周其仁认为，工业化的教训至少有一点要吸取：政府是铿锵有力的，政府也有很大的信心优势，有高质量的官员和专家系统为其服务，可以把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包括正路、弯路都看明白。但是，政府来主导这个过程时，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预见的，一旦出现错误，会造成很大浪费。
事实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这种浪费已经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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