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指出,过去20年间,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人口大概占到了总流动人口的45%,很多大城市不堪重负,“即便户口不开放,人还来啊”。与此同时,很多县城和新兴开发区拥有很宽的车道,各式各样的地标性建筑,但是没有人气。
“政府主导,很强硬,非常硬。比如我是县政府,我要造个城,但我造了城是不是有人来?不一定!人往哪里走,跟政府在哪里修基础设施有可能是不吻合的,一旦对不上,浪费就大了,两头都有浪费:大家都要去的地方投资不足,老是堵、老是乱;同时,一些地方修了很多东西,花了稀缺的资源,但是就没有人去。”周其仁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讨论城镇化一定要知道一点:城镇化是有客观规律的,它不以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官员的意志为转移,人往那儿流动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敬畏之心。不能说,我反正有权,我今天做个规划,然后‘乒乒乓乓’就去实施,政绩就出来了,过几年我就升了。”
办法:引入市场机制
“现在,如果要走城镇化道路,首先有一个问题要提给全社会,提给政府、专家和企业:过去不让人流动时,国家有一个布局;现在,人们可以外出打工,年轻的学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大家双向选择,这时候人们会如何流动?这里有什么规律可循?”
“我们行政系统是比较硬的,处长上面是副局长,副局长上面是局长,城市也是有级别的。但不管怎样,我觉得首先得学习。因为人口往哪儿流动,公司往哪儿搬,项目往哪儿摆,他们到底聚到哪里,这是很大的一门学问。”周其仁说。
周其仁认为,应该用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商人是追逐利润的,但是获得利润的前提是要满足消费者。市场灵得很,它通过相对价格,让不完全知道的事情变得相对容易知道。”周其仁认为,人往哪儿去,市场会有信号出来,一定要根据信号来做决定。
关键:政府要多向市场学习
“红利这个概念,现在很流行,但是红利是什么?红利是满足了消费者以后,消费者返给的奖励。所以,要获得城镇化的红利,首先一条是要琢磨透人到底要什么,并不是说你有钱有权就可以搞个城市,然后把人圈在里头,国王都没有这个能耐!”周其仁说,政府要尊重这个道理,“只有先得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获得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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