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房者开着还没来得及上牌的越野车，一连几天穿梭在大理古城的大街小巷。看到合适的房子，进门就问：这房子卖吗？多少钱？只要房主没说‘不卖’，他就会从后备厢取出一个背包甩到桌子上，里面都是人民币……”

这是博主姜北树描述的大理古城目前火爆的炒房市场。而大理也绝非唯一遭“炒”的地方。目前的“炒房团”虽然不像当年温州炒房团那样声势浩大，但在许多地方房产市场有价无市的情况下，他们的投机行为仍然让人瞠目。这些新一代的炒房族，炒房行为越来越隐蔽，即使目前面对“史上最严”调控政策新国五条，他们也能找到空子钻。

炒房者转战二三线城市

曾经的温州炒家王浩(化名)对记者说，2002年买房时并不需要很多钱，大多是亲戚朋友之间的借贷。“我当时在读研究生，手里只有20万元，而买房的首付大多是在10万元以内，我向亲戚朋友借了30万元，买了4套房，都是先付的首付款，其余用个人名义申请的贷款。房子买到后马上出租，每月的租金足够还房贷了。到研究生毕业时，当初北京均价5000元左右的房屋已经涨到了1.5万元左右”。

王浩毕业成为国家公务员后仍继续炒房，但金融危机、国家调控力度的加大，以及公务员身份让炒房很难：“2008年以后炒房就比较难了，尤其在北京等一线城市，首先是房价高，在银行贷款非常难；其次，温州老乡大多不做实业，都在炒房，在国家调控下，大家都没啥闲钱，彼此都不好张口借。”

但房子还是要炒。于是，二三线城市成了“王浩们”的新选择。尽管中小城市的房产升值空间不如一线城市大，但由于房产价格总体较低，炒房的风险也随之降低了很多。其中，风景好的旅游胜地因为资源的稀缺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姜北树在记者采访时说，他曾经是深圳某商业周刊的记者，2012年底辞去工作到大理定居。“大理卖房市场的火爆和大量外来买家拥入分不开。今年3月，一位在南京开公司的朋友突然来到大理，提了200多万元的现金放在车后备厢里，不到3天时间，就在红龙井外面的村子里买下了一个三层带小院的民宅。当天谈判当天签合同，现场就付钱。现在已经装修好，开起了客栈。那个村子全村五六十户人家，大约有30家被买下开了客栈”。

据姜北树观察，现在到大理买房的外地人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买下来开客栈；另一种是囤房、倒卖。“最近一年来，第二种情况比较普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