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的催生下，特色小镇开展地如火如荼，一些乱象也纷纷浮出水面。如李学锋所言：很多小镇千篇一律、传统粗放式、被政策催熟、不完全城镇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享受特色小镇的红利：好拿地，有资金，对特色小镇抱有极大的热情。然而，除非是依托自然资源以旅游为主导的特色小镇，大多数产业的小镇，由于持续投入较大，产业培育周期很长，自身并不能很快的形成造血功能。李学锋说：“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政策起宏观调控和适度引导的作用。不能人为地去催生特色小镇的热潮。不要能人为地造特色小镇。如果小镇没有特色，项目不具有吸引力，可能三五年之后便会沦为半拉子工程”。

事实上，城镇化下半场的红利，不是所有房企都有份，也并不是所有房企愿意去享受。“在高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下半场对房企的运营要求高，涉及到大量运营人才的短缺，产业涉及到文化、旅游、养老，需要企业自建运营部门，或者是收购文化企业，以及旅游企业成为大势所趋”。李学锋说。

城镇化的上半场是前40年，是物质文明的载体，是一个追求GDP的城镇化，下半场则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在李学锋看来“城镇化的下半场充满了挑战”。

尽管拥有媲美经济增长的城市化速度，但当前城市化存在一个问题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不能忽视的缺口。

常年外出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常常被统计为常住城镇人口，却没有获得城镇户口，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等。因此，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形成一个缺口。据2017年的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2.4%。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李学锋认同是应该放开户籍限制，但是关键要看如何改革，“户籍若跟农村土地承包权、户籍、股权联系起来，会陷入困难境地。必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相向而行，将集体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与人口登记制度相剥离，并加快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建立中国特色新型人口登记制度。”

他认为，在现有户籍制度上，不要过分关注户籍人口城镇化。因为，在县域里，户籍制度已经不是困难，该放的已经放了，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户籍很难放开。对县域里的人而言，“如果放弃农村户籍意味着放弃承包权和财产权、以及宅地基使用权，他们没有将户籍迁入城镇的意愿”，李学锋如是说。

随着城市化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十九大正式将乡村振兴提升到宏观国策层面，提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协调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发展。实际上，2015年以来，十九大之前，我国已初步实现了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由取到予”的历史性转变，比如种粮补贴等各种补贴是普惠制的，比如新农村建设当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美丽乡村中的典型示范，李学锋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