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管治的市场经济可降低危机发生概率

纵观1990年代之后全球经济，爆发全球性或局部性经济危机的频率比之前历史上降低了很多，原因在于主要经济体都加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作用，采取了逆周期的政策。相对而言，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政府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西方国家更大。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如经济增长中如何处理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始终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同样，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高，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差；而行政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企业的效率整体较低，但抗危机的能力较强。如在过去20年中，日本和美国均发生过两次经济衰退，但法国却没有过。同样，中国也没有发生过。

从过去一年来看，政府显然已经加大了风险管控力度，如权威人士在去年5月25日的人民日报访谈中就提出，“防风险也是稳增长”。因此，稳定房价肯定也是作为政府部门的一大重要任务。目前大家讨论最多的是社会债务率和杠杆率问题，我认为总体债务率水平不高，高的部分是地方政府加上国企，但民间的杠杆率不高，尤其是居民所持有的住宅资产的杠杆率较低。比如，大家都认为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过高，这也是判断房价是否过高的一个重要指标。但问题是，西方国家房价收入比要远低于中国，但为何西方人购房的杠杆率（房贷占房价的比例）要远超中国呢？这似乎成为一个悖论。

在这个悖论之下，可能会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总额存在低估，逻辑是，既然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很高，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也大幅增加，那么，谁是得益者，谁是资产方呢？得益者和资产方应该民间吧。二是居民收入结构的分布存在严重的不均等问题，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少部分人有超强的购房能力，大部分人买不起房；难以解释中国购房者的贷款比例如此之低了。

就目前而言，确实很难预测房价何时会跌，虽然大部分人都认为房价存在泡沫。管制导致价格扭曲，这是符合逻辑的，同时，管制也能维持扭曲的价格。对于城镇化去库存之说，我并不看好，因为以目前的房价水平，农民工转为城市市民之后，也买不起房子，农民工市民化不会提升城镇化率，其作用只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但代价是增加政府的负债。至于城镇化目前所处的阶段，已经是后期了，因为流动人口数量已经净减少。

因此，房价持续上涨的背后因素，已经从过去的人口现象，转为货币现象，货币的规模、松紧度、货币的流向成为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

目前看来，货币总量过剩是中国经济与其他经济体的一个显著特色，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是创造货币的最大主力，而不是央行，货币的过剩导致资产荒。今后，只要不出现意外事件，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的格局不会变化，房价高位盘整的可能性较大。当然，结构性上涨的概率会大于整体上涨的概率。也就是北上广深等这些率先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从而对房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但更多的地区会因为传统产业的过剩而导致经济下行、就业机会减少，从而房价也难以得到支撑。

从政府部门的调控目标看，一定是避免房价的大起大落，尤其是房价大跌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这就会使得房地产周期的上行时间超过传统的周期理论。但即便通过加大管治力度和范围以避免发生金融风险，也难以避免房价的最终下跌，因为影响房价的因素实在太多了，很难预测今后引发房价大跌的导火索是什么。尽管加强管治是控制风险非常有效的手段，但也免不了会挂一漏万、防不胜防。

综上所述，年初至今，人民币贬值和通胀预期这两大因素对房价的负面影响似乎已经消除，目前似乎看不到导致短期房价下跌的因素，今明两年估计总体不会下跌。今后，估计管制的力度和范围都会增加，以避免由于经济结构失衡导致的风险。但是，结构性改革的难度很大，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能够改善，那么，再多的管制其效果也是挂一漏万，房价的下跌就难以避免。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作者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