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特点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供给分析，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在供给侧应该打通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当然解释并强调供给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将这样的认识落到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至于中国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简而言之为“八双、五并重”，即创新创业;新型城镇化和产业优化;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审批;扩大向亚非拉的开放融合和适度扩大优质高效的投资规模;人口政策转变和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和公共服务领域转置;国企民企共进步;政府、市场作用到位;“价、财、税”配套改革与金融创新配套改革。

“五并重”则是指：“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日报：现在舆论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和争议很多，如何看这些讨论?

贾康：理论探讨和研究中，伴随认识的深化过程，争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是，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中，似乎容易出现极端化(如否定需求侧的重要性)、表面化(如只认为是概念求新、语言游戏)、简单化(如只强调减税)、情绪化(如指摘不同观点者的动机)，也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

鼓励创新的阶段，要先少谈一些主义，多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主要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有巨大的成绩，但是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思路继续贯彻较为单一的总量调控反周期操作路线，随着近年来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经日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经把我们可接受的所谓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了，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

（来源：一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