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城镇化将推进投资转型

核心摘要

“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消费需求将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在投资出口渐显乏力的背景下，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何在?

在全国两会前夕召开的地方两会上，新型城镇化依旧是高频词。包括北京、山西、内蒙古、吉林、辽宁在内的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把推进新型城镇化作为增长新动力，纳入2015年总体工作任务。

“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新型城镇化创造的消费需求将是未来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投资消费失衡明显

《21世纪》：从整体的经济结构来看，2014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为何传统模式下的投资需求乏力?

迟福林：第一，我国投资消费失衡明显。与投资率不断提高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49.8%和36.2%，仅回升到2007年水平。在人均GDP 处于5000～6000美元(以现价美元计)的阶段，我国的投资率高于美国30个百分点以上，也高于新加坡近10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则分别比美国低33.4和28.6个百分点，比韩国低16.5和18.1个百分点，比俄罗斯低18.8和14.9个百分点，比新加坡低11.2和14.9个百分点。

第二，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我国大部分制造业面临长期性、趋势性的产能过剩。不仅传统行业，新能源等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面临产能过剩的严峻挑战。

第三，传统模式下的投资已经难以为继。过去10多年，由于我国经济总体上处于快速成长阶段，投资率偏高一点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在竞争性地方政府增长模式下，长期的高投资已经带来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风险，如果持续下去，不仅会延误经济结构调整，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十三五”我国经济转型的重大任务是走向投资消费动态平衡，最重要、最直接的衡量标准就是使投资率和消费率回归到这一合理区间中。

第四，我们需要和消费相适应的投资。一是有效益的投资，二是这个投资的需求量比较大，三是这种投资和消费能实现动态平衡。所以，我主张以消费来促进投资的转型，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动态平衡，是我们未来整个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