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践中看，转包行为有很大的危害性。一些中标人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压价倒手转让给他人，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从工程建设领域来看，中标人转让中标项目，形成“层层转包、层层扒皮”的现象，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导致严重偷工减料;一些建设工程转包后由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包工队承揽，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隐患，甚至造成重大质量事故。中标人擅自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转包，也违反了合同法律的规定，破坏了合同关系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

从合同法律关系上讲，转包行为属于合同主体变更的行为，中标项目转包后，中标人由原承包人变更为接受转包的新的承包人，对合同的履行不再承担责任。而按照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合同，这里的变更包括合同内容的变更和主体的变更等。招标采购合同的订立是招标人和中标人双方的行为。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人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经过一系列严格程序后，择优选定中标人与其订立招标采购合同。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是擅自变更合同主体的行为，违背了招标人的利益，法律对此是不允许的。

既然有三部法律都对转包行为明令禁止，保利地产和下属子公司广州富利建安仍然我行我素，顶风而行自然有着更深的原因。

既是开发商又是总承包商

广州城建开发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专家俞昆曾在研究保利地产的成本管理特点时指出：“保利在2006年IPO之后发展犹如脱缰之马，营业额三年‘三级跳’至155亿元，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前三位，各种原因，与保利特有的成本管理体系不无关系。”

俞昆认为，保利成本管理体系中，几个鲜明的特点中，其一就是“私营承包商”战略合作挂靠模式，直接对这些“战略合作私营承包商”竞标和发包，使保利“既是开发商又是总承包商”。

为了实现这种发包方式，保利专门成立由保利控股的建筑施工企业——广州富利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运作，富利建安已升级到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同时，保利将具有装修施工二级资质的广州市佳利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和广州保利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到富利建安。

此后，源自保利地产的所有建安工程均通过邀请招标方式由富利建安做总包，再对“私营承包商”分包，由中标的“私营承包商”和富利建安签订分包合同。精装修工程基本由佳利装饰承接，直接对装修小“私营承包商”发包，智能化工程由保利数码承接，再直接对小“私营承包商”发包。

事实上，在2008年以后，保利地产在华南地区几乎所有的地产项目都是如此操作，前文中曾在广东做工十余年的湖北籍农民工胡文武和胡耀明，此前均曾在广州市地产项目保利花都水晶城和中山市地产项目保利国际广场做过建筑工程，总承包方也都是这家富利建安。“欠不欠薪得看富利建安把项目分包给谁，运气好一点，像在中山做的项目，就会比较顺利，运气不好，碰到了黑心的承包商就会百般刁难，比如广州的保利水晶城和江门的保利大都会，都有欠薪现象。”胡文武说，“即便实际上是外面其他的企业在做工程，也必须挂上富利建安的名。有一次中天集团拿到了保利的项目，他的员工穿着‘中天集团’的工作服施工，也被项目部叫停。他们不允许出现富利建安之外其他的‘声音’。”

可通过法律手段追讨工资

“实际上，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利益受到损害的就是最底层的农民工。”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吴良涛律师曾受理过不少类似的案件，他在接受长江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承包方、分包方赖小明等人没有建筑资质，如果打官司，法庭上首先就会认定这个合同无效，但第二，由于双方存在实际的劳务关系，关于劳动报酬计量方式又不得不依赖于这个合同。”

吴良涛称：“这个官司要打的话得一分为二地看，底层农民工的欠薪维权较为简单，向项目方和包工头追讨即可。而包工头与层层转包的上级以及项目总包方的维权就较为困难，双方对于实际工程计量部分有争议的地方，法院一般会判由第三方具备司法鉴定资质的单位重新进行审计，但审计定额一般会按总包方的单价计算，往往高于承包方层层转包后的实际市场价格，最后也只有想办法折中解决。”

实际上，在江门保利大都会中汇花园长达一年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保利地产和富利建安的监管缺位是显而易见的，而由于层层转包引起的劳务纠纷、欠薪问题在保利地产和富利建安的多个地产项目上亦屡有发生。

“富利建安的摊子太大了，在广东同时有10多个项目开工开建，哪有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去管理和建设?拆东墙补西墙、层层分包在所难免，而基本每一个项目，富利建安在临近工期结尾时就会换人，有时是换项目经理，有时连施工员、计量员都一起换了，成了常态。”胡文武认为，这种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常态化的 “拖”字诀大量存在，而收尾时的故意调岗也在无形中延长了结算工作。

广东志成达律师事务所王加红律师在了解了案情后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首先，广州富利建安及转包方显然存在转包、分包违法行为;其次，富利建安又违反了劳动法，对实际存在劳务关系的农民工没有社保、工伤保险和加班费等保障;第三，对于双方争议较大的内墙空鼓计量部分，富利建安及其转包方未出具任何发票，缺乏事实依据，需重新计量。通过法律手段，我相信能为农民工讨回应得的血汗钱。”

9月1日，中汇花园项目部给邵春良(邵忠华儿子)打电话，希望他能在9月2日到项目部来“签字拿钱，解决问题”。“我不能去。”邵春良对长江商报记者说，“他们不会按合同总产值足额发放工钱的，签完字只给我30万，双方两清，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大几十万的农民工工资我上哪儿找钱去发?”

9月2日，长江商报记者再次来到江门保利中汇花园一期项目部，项目经理林庆辉避而不见，另一林姓责任人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按照双方之前签订的合同执行的。现在是一让再让，总不能你说多少钱我就发你多少钱吧?我们现在正在请求政府部门劳动仲裁，由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劳动所出面，我们将积极配合，解决问题。”

棠下镇劳动所叶所长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问题正在想办法协商解决，劳动所也正在努力做各方的沟通工作。”

这一天，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