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诚：你觉得到目前为止，在万通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决策失误是什么？

冯仑：我觉得在公司整个发展上我不够坚持，这可能跟性格有关。比如说我们在二线城市，原来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快速复制万通中心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但是团队觉得这和他们短期内的管理能力和半径有关，所以就比较迟疑。因而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做了6个城市。这也造成大家对上市公司有些质疑，为什么发展慢了。按照我的想法，现在应该至少发展20个城市了。

艾诚：如果现在让您说一个您最想说的段子，您会说什么？

冯仑：现在特别不愿意多说话，因为我觉得不知该怎么说了，有时候太明白事了，人会陷入一种荒诞感。比如说在书房，其实我每天晚上收工以后，会在这儿待一段。这满屋子都是聪明人，每本书后边都是超级聪明的人，我在这儿就显得很滑稽，所以我有时候经常会想起鲁迅讲的，滑稽和幽默之间的一种差异。

艾诚：你是滑稽还是幽默？

冯仑：我有时候陷入滑稽。但是呢，别人把它当成中国式幽默，其实是一种荒诞，真正的幽默是智慧和自信的自然流露。滑稽是什么呢？是作贱自己让别人高兴，取悦别人。其实我都不是讲段子，而是相当于性社会学——用一些通俗的事情，来解说一些很复杂的事，或者很曲折萦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艾诚：现实中的你活在什么样的段子或者故事里？

冯仑：我经常看自己就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在罗大佑那个歌里，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故事里，“台北不是我的家”，我也不知道哪是我的家，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

艾诚：怎么修炼才能成为一个段子手？

冯仑：被摧残。一个人被摧残多了你就会思考，思考以后你会被拒绝，然后又不让你正常表达，你就会歪门邪道地表达。所以我老开玩笑，少睡觉，多受苦，常反思，常自省，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表达出内心曲折的一些想法。

艾诚：你读书时的理想是什么？

冯仑：那个时候最高理想就是变成胡乔木这样，就是天天写字，然后给领导写点文章。另外一个就是期望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研究者，因为我对世界有太多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