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看，企业项目审批时间的长短，也就不能简单的与行政效率划等号。如果为了所谓的审批速度，放松简化审批流程，甚至让不符合公共利益，有着极大负面溢出效应的项目上马，后果倒是更加不可设想。
但是，当审批时间最长项目的平均值为171.35天，最长的审批时间更是长达1500天。尽管并不能简单的把板子打在行政效率低下的屁股上，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项目的审批如此“难产”?显然值得追问。
事实上，假如确实因为企业项目本身不符合公共利益，或是项目本身有着不可容忍的负面效应，那么，这样的项目其实更应被及时叫停，而不是获得姗姗来迟的放行，而假如企业项目本身并无违规之处，行政审批时间的拖沓冗长，不仅无关慎重，恐怕根本是行政滥权。
而现实中，精简了的行政审批流程，仍然出现“难产”，行政审批过程的权力寻租是否仍然广泛存在，公共利益又是否遭遇行政权力的挟持与损害，倒是更令人担忧。
基于上述视点，行政审批权的简化和下放，固然不无必要，但仅此还并不足够，比简化和下放行政权力更为重要的，其实是行政权力自身运行的程序机制，及其公开透明属性。唯有行政审批权的运行自身见得了光，经得起监督和挑剔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能相得益彰，项目审批才不会陷入“早产”与“难产”的尴尬境地。（四川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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