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中国的城市化应升级城市附加值》的文章说，中国的城市化主题不应当是无限的扩张。而应当是城市的升级，其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而且要将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结合起来。

文章认为，对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化的主题不应当是无限的扩张，而应当是城市的升级。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说，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如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城市的升级必须是“同一产品的升值”，因为人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

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欧洲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每年都在花费大量的人、财、物来保护历史，不管是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保护城市的附加值，他们的行为具有相当的经济理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往往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自己文明的特征了。

第二，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