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网日前刊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中国的城市化应升级城市附加值》的文章说，中国的城市化主题不应当是无限的扩张。而应当是城市的升级，其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而且要将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结合起来。

文章认为，对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化的主题不应当是无限的扩张，而应当是城市的升级。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文章说，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如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城市的升级必须是“同一产品的升值”，因为人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

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欧洲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每年都在花费大量的人、财、物来保护历史，不管是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保护城市的附加值，他们的行为具有相当的经济理性。

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往往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自己文明的特征了。

第二，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

此外，城市的秩序和无序的统一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发达国家城市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因此具有高度的自治性。但在中国，建国之后，城市往往是自上而下建设而成，城市秩序也是自上而下所加的，没有高度自治，社会参与程度低，这经常导致城市缺少生命力和创造力，造成“有城无市”的局面。要升级，城市必须成为市民的城市，而非官僚的城市。

中国城市现在的很多制度，例如“城管”和“协警”等，都是城市官僚化的象征。为了所谓的“市容”，很多城市把小商小贩驱逐出城市。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就很难理解这些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小商小贩其本身的“无序”性质本来就是城 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市”的主体。当然，“市”本身需要一个秩序，但这个秩序的主体应当是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城市当局不仅要为城市居民提供软件方面的法律和法制的保障，也要为他们提供硬件方面的城市空间的保障。

城市升级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城市链条问题。城市引领一个国家的全球化，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几个国际化的城市，这个国家很难说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全球化水平很高的国家，都处于全球化链条上。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进入全球化链条，就很难得到发展。而那些处于全球化链条上关键位置的城市的发展尤其迅速。现在世界上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一旦占据到这个关键位置，就会在全球性人、财、物的流动网络中占据优势。因此，城市升级意味着一要进入全球范围内的城市链条，二要在这个链条上往上爬。

特别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产业升级问题。中国国内存在一些对产业升级不科学的看法，往往把产业升级解读成为“今天生产服装，明天生产电器”。产业升级也可以指的是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升级，也就是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性经济体，不可以轻言放弃任何产业。

欧洲很多城市因为产业的升级，很多产业已经转移出去，一些城市甚至已经没有了制造业。因为有福利制度，那里的人民仍然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了工作，民风变坏。反之，那些善于往产业链高端爬的城市，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升级。欧洲不仅自己是消费社会，而且全世界都消费欧洲的品牌，是同一产业链上升级的结果。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简单产业扩张这条路现在已经走到了顶点。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是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必由之路。到现在为止，发达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升级已经走过了这些阶段。中国的城市不能简单重复这个路径，但这个过程的确提供了一个方向。

城市可以制定一套系统的产业政策来发展和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有的城市生活质量高，可以吸引艺术家，就可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有的城市大学多，传统工业基础好，可以考虑发展绿色节能产业。具体政策可以包括减税、奖励、发展相关设施等。这些产业政策还可以和人才政策相结合，拥有了大量与产业政策方向一致的人才，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同时，城市的产业政策应当有前瞻性，配合经济技术进步的趋势。

同样重要的是，产业升级要和城市的整体升级结合起来，城市升级的目标必须明确，城市定位明确了，产业升级定位也会明确起来。

从先进城市的经验来看，产业的国际化不仅是城市升级的有效手段和途径，而且也是城市国际化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同时，国际化也会对城市的进步保持永远的压力。因为处于国际城市链条上，城市当局会感觉到永远有外在压力，追求进步。（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