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泉州的谢先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曾到辽宁做生意，他说，当时辽宁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福建高太多，“那时候辽宁那边的城镇化率就很高了，生活水平也很不错，福建这边当时主要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差多了。”

不过改革开放后，南方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城区规模、城市发展水平已经明显超过了北方。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这一时期，北方的重工业城市由于体制机制的固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面临着一轮较大的冲击，大量的中小型国企倒闭，出现了一次较大的下岗潮。近几年，随着能源经济的发展缓慢，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地区又一次受到较大冲击。

进入到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南方外贸明星城市发展更快。其中，苏州成为继深圳之后，又一个快速崛起的现象级城市。

上世纪80年代，苏州成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90年代又开启了特殊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新世纪后，苏州的外向型产业继续高速增长，城市经济总量（GDP）一度高居全国第五，遥遥领先于其他普通地级市，并且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GDP在江苏省都位居第一。不仅如此，苏州下辖的几个县级市如昆山、张家港、常熟等一直领衔中国百强县排行榜。

而在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快速崛起的同时，大量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也流入到东部沿海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初，大量的外来工人涌入广东形成了“民工潮”。

第一财经记者查阅当时的报纸发现，为应对“民工潮”，广东省劳动局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控制春节放假回乡民工的人数，减少春节后进入广东的民工数量”，同时，“企业要教育返乡民工回来上班时不得带新民工入粤，对带新民工入粤的要给予终止合同的处罚”等。

省会城市逆袭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沿海城市尤其一些外贸明星城市发展快速；不过，到了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这些外向型城市的增速逐渐放缓，相比之下，省会城市的优势就逐渐体现出来了。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外贸出口已难再现高速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同时，随着土地、人力等成本的不断上升，许多企业转移到内陆地区或者东南亚，这些外向型城市也进入到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阶段，增速逐渐趋缓。

例如，在改革开放后，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凭借外向型产业的发展，经济也随之高速发展，多年来苏州和无锡GDP分列江苏省第一、二位，身为副省级省会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数据显示，2006年，南京GDP只相当于无锡的82.6%；但到了2014年，南京首次超越无锡，上升至江苏第二，随后逐渐拉大了对无锡的领先优势。

再比如，2006年，佛山GDP排名位居全国第11，“世界工厂”东莞位居第15，彼时“九省通衢”武汉仅位列全国第16，长沙位居全国第28。但到2017年，武汉稳居全国第9，长沙位居第13。而佛山已经退居第16，东莞位居第19。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对第一财经分析，东莞会被长沙、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超过很正常。过去东莞“猛”，是因为当时外贸出口增长迅速，对经济拉动明显，而现如今区域经济发展更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对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作为地级市的东莞不可能像长沙、郑州一样具备对土地、科技等各种资源的整合能力。

例如，在近几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辖市、省会城市具有天然优势，比如高铁，一般都是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展开的，许多重大投资项目也会选择在省会投资。

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不断加快，而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省会城市的中心引领作用十分明显。

江苏省社科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王树华认为，省会城市的科教文化资源雄厚，各种高端生产要素在省会城市的聚集度比较高。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业、价值链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过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资源必须要配套，在这个过程中，省会城市比非省会城市往往更有优势，省会城市的服务业占比也会比较高，具备了更强的辐射周边地区的能力。

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深入，我国的人口也逐渐在向省会城市、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一二线大城市集聚。

例如，在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其去年的常住人口进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2017年，珠三角人口数量比上年增加152.05万人，增幅同比提高0.42个百分点，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个百分点。广州、深圳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人口，分别比上年净增45.49万人和61.99万人，两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浙江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5657万人，与2016年末常住人口5590万人相比，增加67万人。其中，杭州和宁波两大城市的增量占比就超过了六成。省会杭州增加28万人，占全省增量的四成，增幅达3.05%。

在河南，去年6月发布的《河南城市蓝皮书（2017）》指出，目前河南的情况是，农村人口大多直接向郑州等大城市流动，再加上三、四线城市人口也在向郑州转移，造成郑州人口激增，三、四线城市人口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