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北极回来之后，我立刻就明白下一步穿越南极时应该怎么做，两次登珠峰收获大不同

与中国“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成为忘年之交，很巧的是因为潘教授的女儿在万科工作。

2005年，我徒步穿越北极，很多人来首都机场送行，老教授也在其中，我很奇怪。因为我的出发是为一场探险活动，并不是环保行为。但他给了我一封信和一面旗帜，是广西自然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将旗帜带到北极。

这封很短的信，我在飞机上才阅读。大意是：他非常佩服我的户外探险精神，而且他觉得我参加探险活动的行为和他们从事野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是一样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耳朵发热，感觉惭愧。因为我读到他的话意：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仅仅因为一个探险活动就有这么多人来关注，今后能否把吸引眼球和环保结合起来呢？

穿越北极回来之后，我立刻就明白下一步在穿越南极时应该怎么做：企业家要和环保结合起来。当时瑞士一家手表厂商赞助了一块手表，手表在陪我走完一趟南极之后，回来进行了拍卖，同时在南极拍的照片也一起放大拍卖。

那一次筹集的钱不是很多，一共筹集了70多万，但是对我来讲，200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探险活动已完全不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表现。

2003年，我第一次登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的时候，是攀登北坡，我们7个队员登了顶，但是扔下了很多垃圾，比如说空氧气瓶、排泄物、食品残渣、塑料袋都留在珠峰。

2010年，我再一次登珠峰，是攀登南坡，我们的队伍一同承诺要环保登山，不在珠峰留下任何东西，当然，小便除外。本身攀登珠峰就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登上珠峰还要把废物全部带下来，不但把我们的废物带下来，万科还赞助了去捡其他登山队伍丢下的氧气瓶、废帐篷、废绳子等活动，一共带下了7吨废物。从海拔8000米的高度往下捡这些东西可想而知多么困难。

在“官本位”的中国 能有机会和正部级官员聊天很难得 优秀的政府官员角色是不可取代的

上一任获得WWF“自然保护领导者卓越贡献奖”的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当王石提起他，侃侃而谈。

2009年，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我作为阿拉善SEE基金会的代表，以民营企业的身份参加了会议。恰逢与参会的中国代表团住在同一个宾馆，因此有机会连续4天和谢振华一同早餐并聊天，当时我明确感觉到中国代表团的压力很大。

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代表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减少40%-45%，这个数字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

谢主任曾问我，对中国政府碳减排的强度你是持什么态度？我举双手赞成。谢主任非常惊讶：“我们之所以咬着牙尽量不能承诺更多，就是担心中国的企业涉及这方面，基本上大的企业都反对。”而我的态度很简单，不是愿意或不愿意，是未来必须要面对，早面对早主动，所以我支持。

谢振华长舒一口气：第一次看到民营企业家在他面前持赞成的态度。

我作为中国企业家，我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做了最大努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现在未来面对转型，面对环境保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态度是非常关键的。而民营企业不要以为推动环保，所做的事情就可以影响社会了，会的，但是不够，因为趋势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自下而上的一起往前推动。因此，优秀的政府官员角色是不可取代的，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