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波及甚广的乡间风暴

相比曾在温州、鄂尔多斯发生的民间借贷危机，邯郸的融资危机波及至广袤的乡村——受害人群更广、融资链条上的人数更多

去年11月26日，是成安城南一位老汉的“头七”。时至今日，他当兵的儿子仍不愿相信原本乐观的父亲，会因为5万元的“存款”无法兑现而气死。

在儿子鲁强的印象里，父亲生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省吃俭用攒的钱，都习惯存在当地的农信社里。去年，村子里开始有人将钱“存”到另一家名字相仿的“农村合作社”里，利息比他存在银行里高两三倍。

与很多笃信银行信用、风险意识薄弱的农民一样，鲁强的父亲也无法抵挡来自农信社信贷员的高息诱惑。不同于银监会监管的农信社，“农村合作社”准入门槛低，很多农信社信贷员为了多挣钱，私底下都揽着后者的“飞单”。

“你去存钱，他们会给你看两个账，一个是农信社的，一个是农村合作社的，前者一年就3%的利息，后者是高达10%的利息。而且，你当即存到合作社，他们还准备了一袋大米，播种时还会给你送化肥，他们很会讨农民喜欢。”鲁强称。

前年秋天，鲁强的父亲将从“土里刨食”的5万元，交给本乡一家农村合作社，原本指望到期能多赚点利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公司倒闭，所有人的本息均无法兑付，几番交涉未果后，绝望的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

相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部分在县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拥有一份体面工作的公职人员，也是这次乡间借贷危机的直接受害人。

“一个月收入才3000多，这个月开销就得4000多，你说我们压力大不大？”在县城做公务员的辛先生告诉记者，尽管早几年就在县城买了房子，但他们日常开销仍让他有些捉襟见肘，经常依靠透支信用卡过日子。

现年35岁的辛先生月薪1600元，他的夫人在县城中学当老师，月薪和他差不多，他们都来自农村，患病的父母需要照顾，还育有两个孩子。除正常生活开销外，他们平时开支最大的项目是：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和人情往来。

提起民间集资，辛先生并不忌讳他也参与了，而且是用套现信用卡的钱，以年息15%放出去，赚点差价。“今年套现了2万元，小赚了3000块利息，我这还算疯狂？很多人都有好几张信用卡，每张都能透支七八万。”他说。

套现信用卡，参与民间高息融资，没有多少人会像辛先生那样幸运地全身而退。据邯郸民间债权人老梁讲，很多公务员也参与了集资，他们是一开始的受益者，但后来为高息迷魂了，然后连本带息投进去，结果也成了受害者。

从“土里刨食”的农民到乡间谋生的贩夫走卒，从勉强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到领取卑微薪资的公职人员……民间借贷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缘何都义无反顾飞蛾扑火般地扑向民间借贷？

“小地方的生活成本并不低，甚至在人情往来上比大城市开支更大，而他们的本职收入却难以抵消这一成本，他们不得已却寻找更快的来钱渠道。”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金融人士表示，并不能单单用贪婪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