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导致婚姻异动非楼市调控政策初衷，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不可避免产生了对于个人婚姻的事实上的“绑架”之效。对于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反思，理应先于对于公民道德选择的审视。公共政策本身所蕴含的某种道德风险，理当被提前预知或适时被纠偏。

“最近离婚的明显少了。”几位常年在婚姻登记部门办证窗口工作的一线人员，如此描述最近三个月感受到的变化。工作人员更直观的感受是，变化背后，应该和8月9日郑州市取消房屋限购政策有关。郑州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相关数据显示，郑州某区离婚人数三个月“三连降”。（11月10日《大河报》）

限购取消，离婚率会降低吗？早在此轮房屋限购政策松绑之初，就不乏媒体发出这样的疑问。尽管尚缺乏足够严密的调查论证，但从此则新闻所反映的现象来看，房屋限购政策对于离婚率的影响当是客观存在的。无独有偶，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为了达到规避政策目的的假离婚”已与把婚姻当成达成目标手段的低质量的“桥婚”、争夺财产、第三者插足并列为推高我国离婚率的四大推手。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离婚率随着某项公共政策的调整而出现波动，无论如何都是极其耐人寻味的。

必须承认，任何公共政策都会对于公民的个人或家庭生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但一个好的公共政策，理当是寻求在最小的负面影响也即社会代价的基础上，实现公共福祉的最大提升。对应此标准，房屋限购政策所引发的离婚率波动，是否就是应当承受的最小代价，已然存疑。当然，导致社会的婚姻异动非政策初衷，但这一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不可避免产生了对于个人婚姻的事实上的“绑架”之效。就个人而言，“假离婚”当然不值得提倡。但在楼市调控巨大的利益驱动背后，它依然是公民可以选择的“法无禁止即自由”范畴内的正当行为。因此，面对此种现象，对于公共政策正当性的反思理应先于对于公民道德选择的审视。

从政策制度的初衷来看，房屋限购无疑是为了确保房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政策实施的效果已经表明，其作用极其有限。且其本身所蕴含的某种道德风险，也理当被提前预知或适时被纠偏。这种建立在家庭婚姻基础之上的行政干预手段，实质上已经构成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绑架”，在限购背后的巨大关联利益刺激之下，它所引发的离婚反应，不仅容易促使人们背离传统的婚姻观，更是对于包含婚姻在内的社会契约精神的一种摧毁，其潜在“代价”不容小视。

更需看到，功利性的公共政策必定会强化整个社会的功利性倾向。房产限购政策变动所带来的离婚率之变，就是典型一例。从长远看，这种带有临时性突击色彩的行政干预，在无形中降低了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稳定性的心理预期，不仅催生出一幅慌乱的“与房产政策赛跑”的社会买房图景，更会助长整个社会的功利与紧张气氛。这无疑不是一项好的公共政策应该带来的社会反响。

事实上，公共政策构成对于公民私生活的绑架，以婚姻、户籍等为门槛设置的公共政策都在此列。它既体现不加节制的行政干预的一大弊端，也从侧面反映出公共政策制定上的程序纰漏。如缺乏对于政策影响的全面评估和及时纠偏的缓冲区间设置。而可以随意忽视公共政策所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也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在当下对于道德观念与民生仍缺乏足够的重视。无论如何，符合人性、捍卫社会的主流价值与道德标准、注重关切民生，理应是任何公共政策所应该秉持的品质与德性。

一项催生荒诞现象的公共政策理当得到反思；一项好的公共政策理应催生正向的社会文化与道德观念。随着房屋限购政策的逐渐松绑，我们可能正在走出房产行政干预的调控时代，但与此对应，蕴藏道德与权利风险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更当早日告别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