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新常态”

不管怎样，银行间的宽松不能传导至实体经济，昭示目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或途径出了问题，在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到企业、居民的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环节“卡壳”了。

此时，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是包括央行、银监会在内的监管层的一大头号任务。与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相比，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着重强调“多举并措，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这与此前国务院部署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相一致。

“下半年货币政策的核心在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无论对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还是对于维持整个社会债务的平稳存续都是至关重要的。”钟正生认为。

对此，央行在《报告》中专门设立专栏提到“降低融资成本要标本兼治”。那么“本”是什么?管清友认为，传统部门强劲的融资需求和储蓄率拐点是全社会融资成本被推高的本质原因，其结果是其他市场化部门融资需求被不断挤出。而“标”则是这种挤出效应下的表现形式：非标的兴起、利率市场化、互联网金融、期限错配、融资链条盘根错节等等。

此时央行的意图是，维持适度的基础货币缺口，即维持流动性结构性短缺的状态，央行相信这是增强对货币政策控制力的有利环境。目前央行宁愿在资产端“挤牙膏”，也不愿在负债端“猛放水”，也就是全面降准，正是央行货币政策“紧平衡”的体现。

中国社科院教授、广发证券首席分析师刘煜辉[微博]则认为，“央行频繁地使用资产业务来满足流动性的缺口，这是过去一年时间所看到的货币政策结构上的变化，是一个必然选择，对央行来说是理性的，或者说是目前这个过渡状态下的唯一安排。央行要解放出来，促进货币政策市场化形成一个新结构，形成更有效率的传导机制，这需要渐进的过程。”

因此，各种定向措施如再贷款、定向降准以及SLF、PSL频频推出，恰恰反映了央行货币政策“结构化”的倾向。但归根结底，货币政策仍是总量政策，“紧平衡”可期，“结构化”难求。“形象地说，‘总量之矛’注定难以攻克‘结构之盾’。”钟正生表示，这就是央行在货币政策决策时的两难。

“从进行商业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的现场和专项检查入手，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使得银行的服务能够真正做到依法合规、公开透明。”中国银监会政策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而在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各家银行为吸收存款竞相提高砝码，但银监会将对银行高息揽储行为进行规范，从源头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如此央行、银监会同时出手，旨在希望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是否能真正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要看未来政策的持续性和落实情况。

（来源：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