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修订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取老年人的财物。”这一禁止成年子女“啃老”的条款，把这部条例的“大修”工作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啃老”现象，靠立法就能解决吗？我们来听听各方的说法。

山东大学人类学系讲师 舍峰：

“啃老”大多源于溺爱

立法可引导正确价值观

“啃老”的现象，并非当下中国社会所独有。这个词的使用最早始于英国，指一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族群。在我国台湾地区，也称之为尼特族。在英国，这个群体年龄层很年轻，大概在16～18岁；而在日本年龄跨度则更大一些，在15～34岁。这个群体，也同样在中国逐渐出现。早年，已经有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过研究，他们认为，在中国城市中，有65%的家庭不同程度地面临“啃老”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春玲就认为，在中国，“啃老族”包括失业、待业人员群体和低收入就业人员群体。有些人是找不到工作，有些人则是眼界高，不愿接受一些低薪的工作，主动放弃了就业机会。他们有谋生能力，却仍未“断奶”，靠父母供养，社会学家称这些年轻人为“新失业群体”。

青年人本应是有朝气、奋斗、上进的群体，但现在却看到相反的状况。在日本，作家三浦展称之为“下流社会”现象。他说：“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就业难的困境，好不容易有了工作，加班又成了家常便饭，真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宁肯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正在不断壮大。”在英国，青年们也面临相似的问题，成为“iPod一代”。所谓“iPod”，即insecure(不安全的)、pressured(压抑的)、over-taxed(税负过重的)、debt-ridden(债务缠身的)的缩写。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困境，“啃老”、“傍老”成为很多年轻人不得已的选择。所以，面对“啃老”问题，我们不能只谴责青年们的不作为，也要考虑一下其所能作为的空间和力度。

相比之下，中国的“啃老”问题也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应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冲劲是充足的，社会给了青年人很多机会和机遇。有很多情况下的“啃老”，跟独生子女在教养过程中形成的依赖心理有关，也与一些人高不成、低不就的职业心态有关。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啃老”一方面反映了现代社会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另一方面也真实反映了年轻一代面对社会压力的逃避。这种逃避的心态，在很多情况下，是承受了太多溺爱的结果。

将禁止“啃老”写进法规，在实践中会很困难，但要求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自食其力，无疑引导了一种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