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期待
社会上对不动产登记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的关注，直接源于自2012年以来陆续被曝光的各类“房姐”“房叔”事件。
2012年10月，网友在天涯上爆料称广州市城管局番禺分局政委蔡彬及其家人拥有21套房产，其中包括别墅、住宅、商铺、厂房等，引起网络热议。后经纪检部门调查，爆料情况基本属实。蔡彬因此被网友称为“房叔”。他随后迅速被“双规”，最终因受贿罪获刑11年。
值得注意的是，最初在论坛上爆料的网友，正是通过“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来获得蔡彬及其家人的房产信息的。
2013年，有关陕西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多套房产的帖子开始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事件在媒体的报道跟进中持续升温，在曝出龚有不只一个户籍身份证之后警方介入调查，随后北京警方证实，龚爱爱在北京拥有41套房产，共计9666.6平米。舆论一片哗然，将龚爱爱戏称为“房姐”。由于不是公职身份，龚爱爱未被追究巨额财产来源罪，但被控以伪造、买卖证件罪并获刑三年。
随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全国又出现了各类“房爷”“房媳”“房妹”事件，多数当事人要么是官员要么背后有官员的影子。
在这一背景之下启动的不动产登记条例，自然而然被赋予了反腐期待。
虽然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不动产登记条例的作用不在于反腐，但孙宪忠坦承，为了反腐的需要，公权力机关可能通过法定程序查阅相关的不动产信息，在这一点上不动产登记和反腐有联系。
“当然我们不能说通过施行不动产登记条例就能达到使公职人员房产公开的目的，那需要建立公职人员的财产公开制度，是阳光法案应当关注的问题。”孙宪忠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观点在学界基本是一种共识：不动产登记条例最大的作用是实现统一登记，保护产权及交易安全，但同时能够摸清不动产的情况，这在客观上会对反腐有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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