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创新】

“如果雷军来颠覆房地产，我愿做加工厂”

新京报：企业家地位的明确，在西方更多地表现在对政治的发声？

王石：西方和中国的国情不同。在中国有人大、政协，企业家代表委员也可以参政议政，但我要说的是，不是代表委员，企业家一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自己的企业家精神。我不是代表委员，但我一样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里发挥作用。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企业家精神，在你看来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王石：最关键的就是创新，比如马云的阿里巴巴、马化腾的腾讯。企业家应该为这个时代和社会提供新鲜的想法和内容，引领时代的步伐。创新不是一穷二白时创新，那时不创新就没出路，而是在打下一片天地后，是固守还是继续往前走，这是最关键的。举个例子，腾讯的微信就是和他的QQ来竞争，这就是典型的创新精神，就是敢于自己否定自己。其次是要有担当。

新京报：这种精神具体应该怎么去表现？

王石：企业家精神在城市发展中会有很明显的体现。拿深圳来说，深圳缺其他东西但不缺企业家精神，因为改革开放，大量年轻人到深圳创业，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中国民营企业40%的著名品牌是集中在深圳的。

新京报：除了创新与担当，企业家还应该具备什么能力？

王石：资源整合能力。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更显得资源整合能力的重要。最典型的雷军小米，你会发现他在整合资源，这是企业家创新精神。

新京报：说到创新精神，你怎么看现在的新的互联网技术的颠覆性和创新性？

王石：大数据时代、移动媒体时代，我觉得比互联网时代颠覆还要大。它有种更新颖的资源动员力量。互联网时代对房地产传统行业来说颠覆性不是很大。顶多就是说我用互联网你不用，那我的信息比你快，你的效率没我高。

到了大数据时代是跨行业的。完全不懂房地产的人可以用新的载体、新的方式颠覆。最典型的是雷军，他和董明珠对赌。如果我是董明珠，雷军你有能力来颠覆房地产，你来搞房地产销售，那我愿意当你的加工厂，你总得有人给你做吧！我愿意当代工者。你有那个动员力量，我就主动配合你。

【边界】

不行贿成标签是社会太荒唐

新京报：你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在与政治产生交集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王石：推动社会发展离不开三个主体，政府、社会、公民组织，但从中国传统来看，“社会”这一块始终比较弱，企业家完全可以在社会、公民组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新京报：企业家扮演这些角色表达政治诉求时，是否应该有边界？

王石：现在有一些政治诉求、民主诉求的NGO组织，在中国的国情下，企业家如果想参与这类行为，我认为最好把企业家的身份辞掉，不辞掉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中给你打开了一个窗口，你再去做是比较合适的。

新京报：在你看来，企业家是应该热心政治还是远离政治？

王石：当然有企业家热心政治非常好，首先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的，我不希望我们一提到社会改革就觉得是政治改革，还有很多方面值得企业家去做，比如说阿拉善、壹基金、中城联盟、比如我正在筹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会，都是从环保、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方向去做。

新京报：你会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吗？今年2月4日你在日本讲演时还提过，外界给你的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者三个标签，你最喜欢最后一个。

王石：我不是最喜欢最后一个，事实上是媒体有一年评选地标人物，说到我这三个标签，我只是认为作为地标人物，“不行贿者”这个标签最适合我而已，不存在喜不喜欢。

新京报：你怎么看“不行贿”这个标签？

王石：我以前讲过，“不行贿”作为我的标签，显得很滑稽。这是企业家的底线，哪个企业家会公开承认行贿？但公开说“不行贿”，还真没几个人，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没几个人相信你不行贿。这种情况下，我才认为这个标签比较合适。

新京报：但我并不认为“不行贿”作为标签很荒唐。

王石：是我荒唐吗？是评选的媒体荒唐吗？都不是。荒唐的是这个社会，是这个社会缺乏诚信，缺乏对基本底线的坚持，但正因为这样，这个承诺才有意义。我很珍惜它，不行贿很容易，但想不行贿把生意做下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