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撕裂的逻辑

面对各种来自老家的经济索要，“老啃族”们大多是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言。一个农村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在城市里工作，那么这个孩子一生都自动放弃了诉苦的权利。

“诉苦，只能给父母更多心理压力，你必须表现得很坚强，就好像什么困难你都有办法对付。”罗峰说。

被“城市化”了，成为了一个市民，这真是一种值得庆幸的结果吗？何东光反问自己。他说，成为一个城市人，真的是我自己想要的吗？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努力读书改变命运，而在当时，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就是进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我根本没得选择。

对于罗峰、何东光他们而言，现在的“市民”身份，其实是一种伪存在。

在历史欠账无法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清偿的条件下，率先被“城市化”意味着现实与心理上痛苦的撕裂。

“老啃族”除了力尽所能地养着父母，还面对着许多乡村社会通过父母传递过来的额外负担。前述的筑路、修桥、建祠堂是一部分，此外还有农村的泛家族关系带来的人情负担。

比如表弟上大学要赞助一点费用、姑舅新居入伙要赠送一台电视机、父亲的朋友做大寿要送个贺礼……这些人情债，事实上是父母一代的人际关系产生的，也是以父母的名义送出，但最终还是一分一角都落实到子女身上，成为“养老负担”的一部分。

“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快扛不住了，但你没办法说不。”罗峰说，前年父亲打电话来，说他的“同年”（用某种简单仪式确定的关系很好的同龄朋友）新居入住，想给他送一套客厅沙发的时候，心里的确憋着一股气，想吵架。“我家也正要装修，我自己的沙发还没有着落呢。”

罗峰感觉到，城市和农村，运行着两套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彼此之间并不能互相理解，而自己恰巧卡在中间。

长期缺乏保障，子女就是唯一的保障，这是许多农村“80后”的父母共同的现实。谁家有一个在城市里有一份像模像样的工作的子女，就是家里最大的骄傲，父母们就会热衷于夸耀他，就像在夸耀一只源源不断地下蛋的母鸡。

“有时候回到家里，根本跟我没有关系的场合，父亲也要找机会来介绍我一番。”罗峰说，“七八千元收入，在他们眼里是一个高得离谱的数字。别人当然会附和几声，羡慕几眼。”

“但紧跟而来的就是各种麻烦，有人来向你借钱，或者找你办事。这时你怎么办？借吧，没钱，对方借了基本也不打算还；办吧，没那个能力，答应下来不见得办得成。你如果拒绝，在乡下就会迅速形成一个让家里人十分难受的负面舆论场。”

在城市里，你会在物质上尽量低调，有时还会做一些必要的隐匿，然而在农村，是另一套令人头大的逻辑。城市里你常常可以说不，在农村几乎没有说不的机会。在城市的孩子努力去供给在农村的家庭，这几乎就是城市“反哺”农村的唯一形式，然而实质上，这还是农村的“自哺”。

农村诚有不孝子。去年国庆节，71岁的老人杨李氏千里迢迢来到广州投靠儿子，一出火车站就被儿子送进了救助站。这种极端行为，内中当然主要是个人的伦理道德因素使然。

然而在农村，一样存在着许多“80后”青年因为生活压力而对父母不管不顾的案例，这事实上也在从另一个侧面提示着“80后”农村子女及其父母的困境。

“牢骚发过了，责任还在啊。”罗峰拿起手机，咬咬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