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重压下的城市“老啃族”

当社会在讨论“啃老族”的时候，一些人口中不屑，心头上却几多羡慕。对于“老啃族”们而言更是如此。

“啃老”、“自啃”或者“老啃”，这个并不严谨的分类，大致可以囊括工作着的年轻人。

“老啃族”，准确描述着如今众多出身农村的“80后”年轻人的生活状态。背负着历史对父母的亏欠、农村“泛家族关系”带来的沉重人情负担，他们犹如生活在一个漩涡当中，长时间被动打转，很难爬上来，却容易沉下去。

建房之困

2014年1月5日，在广州工作的广西玉林人罗峰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向妻子“坦白一切”。

一个多星期前，他接到了家里的电话。父亲说，想在村里建一栋楼房。在小山村里，他家还住着一幢时常漏水的泥砖瓦房。

人工由亲戚朋友赞助，剩下的费用，大约需要10余万元。罗峰有1个哥哥，2个姐姐，但他们都在乡下务农，日常还需罗峰接济，不可能凑多大份子。父亲的意思是，由罗峰负责10万元。

父母年迈，对这一要求，罗峰无法拒绝。他并不富裕，女儿刚出生，正是用钱时。将所有的存款搜罗起来，也不过区区数万元在手。罗峰答应父亲，将在2014年年底前拿出这笔钱。

他心里在打这样一番算盘：现在户头上有1万多元公积金，加上2014年全年的公积金，又有1万多元，自己月入在七八千元，明年的收入一分不花，算下来正好够数。但这意味着，明年全年的家庭开支，就都压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妻子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在不发生大的变故的条件下，勉强能够承担。

只是，怎样向妻子开口，让他为难，彷徨多日未能启齿。

作为一个依靠读书从农村挣脱进入城市生活的“80后”，工作已经9年，他依然无法清楚地界定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城里人还是一个农村人？”这是一个百思无解的问题。户口放入了广州的人才市场，人在广州的企业上班，从城市人口的统计角度看，自己无疑是城市人口。然而身为第一代走出农村的家族成员，他的主要的亲属关系、亲缘环境都还稳稳地坐落在老家，“大家”仍在农村。农村对他的“索取”仍牢牢地将他锁住。

罗峰的境遇不是孤例，而是出自农村的“城一代”们面临的普遍困境。

何东光，广东河源连平县人，32岁，在东莞工作，两年前刚刚完成自己的“乡村建房大业”。2005年毕业后来到东莞，拿着六七千元的工资，住着最廉价的出租屋，吃着最便宜的快餐，5年间，存下来20万元，在家乡的小镇上建了一栋3层楼房，2011年落成。

这栋楼房，目前还在空置着，只有一楼的两间门面出租给别人做小生意。上面两层，只有一个在镇上读书的表妹在住。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在广州谋生，父母在村里务农，目前都不住这套房子。

这是一种宿命，何东光知道父母逐渐年老，必须为他们创造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有了这栋房子，一家人都踏实。因为建房，自己在城市的生活，相当于毕业六七年后才开始点滴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