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说，审计署2011年的审计，将地方债分成三大部分。一是地方政府明确直接负有还本付息责任的债务，占比60%多一点；二是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三是地方债务是形式上看不到跟地方政府有关联，但实际上债务出现还本付息问题会把地方政府牵连进去、存在连带责任的债务。

“事实上，第二、第三部分只能算地方政府或有债务，发生不发生、发生多少，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调控性。”贾康说。

今年8月初，审计署开启了新一轮全国范围内的城市地方债审计摸底，但目前还未形成最终审计结果。

“根据第一次审计的地方债务总额和第二次审计部分地区地方债务的增长速度，以及对部分地区的调研，我预计地方债务的总额仍在一个总体可控的安全区间。”贾康说。

地方债高增长，源于体制性原因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划分不清、唯GDP的政绩观、投资效率偏低等共同推高地方债

地方债早已有之，近年来之所以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主要源于规模的快速增长。连年高增长，原因何在？

“表面上看，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许多理由。”贾康说，诸如为抵御金融危机冲击而兴办的投资项目和经济增长点建设，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兴建大型公益项目和改善市容市貌等。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有深刻的体制性原因。

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我国在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方向没问题，但由于种种因素，至今在省以下没有真正贯彻分税制，而是演变成为五花八门、复杂多样、一地一率、讨价还价色彩甚浓的分成制和包干制。”贾康说。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不清晰，农业、交通、教育等诸多支出项目都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总体模糊，但在具体场合又往往在不断强化，超出其财政能力。

“往深里讲，除了被动举债的压力外，地方政府也有主动举债的动力。”赵锡军说。

一些地方政府存在“借债—开发—盈利—还债”的逻辑：通过举债增加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明显改善投资环境，增加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还可以使城市土地得到大幅度升值，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用于偿还债务。

在政绩考核压力下，投资可以对GDP增长有更加直接的拉动作用，让地方官员“面子上更好看”。甚至还催生了一个怪现象：欠债越多的地方，发展得越快，地方官员提拔得越快。

“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地方政府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更有了举债的压力和动力。”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梅说，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在2010年底，地方政府债务10.7万亿元中，有5.24万亿元形成于2009年和2010年。

严格来说，如果运作得当，地方政府这种“先借债发展，再盈利还钱”的思路并没有太大问题。但现实中，不少地方恰恰在“还钱”环节出了问题。这就是地方政府负债快速增长的另一个深层次原因——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职能合理化与综合绩效考评却没有跟上。往往借钱很轻松，还钱很费劲。”贾康说，一些地方领导急于在任期内表现“政绩”，导致建设项目热衷于“短、平、快”，发展规划和项目立项缺乏科学严谨的论证。与体制改革不到位等密切相关的这些行为，导致投资效率明显偏低，同时还增加了债务风险。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