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　利益结构调整是难点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深层矛盾日益凸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说 ，“2 0 1 2年 中 国 城 镇 化 率 达 到52.57%，接近世界城镇化平均水平，但是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的2.6亿农民工随迁家属未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了已经形成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

李铁也认为，从户籍分化到土地二元结构再到整体规划，存在着各个层次的利益结构之争。

我国城镇体系纷繁复杂是城市资源分配不均的原因之一。我国城镇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较大城市、地级市等级别，而不同级别城镇资源配置有限“我国城市资源长期以来受到行政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干预，资源大量向直辖市、副省级城市流入，导致我国城镇规模体系两极分化。”魏后凯认为，资源配置不均导致我国大城市规模膨胀，中小城市数量和规模下降，人均占有资源有限，公共服务能力低，基础设施落后，出现了萎缩的状态。

数据显示，2000年-2010年，城市人口200万以上城市人口比重从22.53%上升至31.84%，城市人口规模50万- 100万城市人口比重从15.54%上升至18.96%。而人口规模在20万-50万城市人口比重则从28.86%下降至22.89%，20万以下城 市 更 是 从1 8 . 5 2 %下 降 至10.31%。

对此，魏后凯指出，虽然2010年全国小城镇数量达1 .94万个，但由于大城市对周边小城镇的极化效应以及发展机会的剥夺，加之小城镇本身缺乏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跟不上等原因，导致小城镇自身发展能力严重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等级限制，一些本已城镇化的城市又开始出现人口流失现象。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文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介绍道，以福建为例，福建沿海一带，由于民营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发展速度较快，城镇化进程也相对较快。但这些地方由于城市投资不足，导致当地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远不能满足当地的居民需求。比如福建工业发展最好的县级市—晋江市，如今已经聚集了100万的非农产业人口，但由于县级市配套的限制，城市医院仍是县级水平，公安匹配也严重不足，导致本已吸引的高端人才不断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