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用地

转向“后土地财政”

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大多也是该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间的投资拉动效应不可忽视。然而，中国经济已经在城镇化的带动下以每年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了十数年，接下来将进入城镇化的平稳发展期，这一阶段的城镇化政策导向，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决策层的阐述已经表明，城镇化在下一阶段的发展，是一个存在颇多矛盾的问题。地方政府已经习惯了通过城镇化口号，大量圈地之后通过土地一级市场的批租行为，实现地方经济的短期爆发。然而事实也证明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尤其是大规模地方债务给全国金融系统带来潜在风险，大量征地导致社会矛盾等。然而，这种城镇化用地模式是有其背景的——地方官员的任期制。这种以五年为期限的任职模式，导致手握大权的地方官员可以不顾地方实际，抛开个人风险去短期发展城镇化，以“赚取”政绩，以图升迁。因此，过去十年的城镇化用地模式实际是长官意识主导的“竭泽而渔”模式。那么，新一届政府又将如何把握这个带着中国经济、社会命运的浩大工程？未来城镇化用地模式又该如何控制？

实际上，学院派的一些人已经间接回答了这些问题，生态城市、健康城市、以人为本、长效可持续等词汇已经表达了个中深意——城镇化必须以一种可持续的良性发展模式推进。笔者赞同上述观点，然而，这究竟是一种口号、一种社会引导，最重要的是需要行而有效的措施。尤其事关城镇化用地模式，各地方也推出一些创新机制，但这些机制或者是一种征地的变形，或者太依靠地域特点，很难推广。

当前城镇化应该关注的是其内部的政策优化，户籍、社保、产业引导等，尤其是要发展新兴产业，通过政策扶持，实现城镇化的长效增长。另一方面，有关城镇化用地应控制节奏，当前已逐步进入后土地财政时期，应从政策层面控制地方政府对土地资产的依赖性，强制其将发展眼光转向产业。鉴于此，本届三中全会有关城镇化的表述可能会相当审慎，以免引起社会及市场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