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百姓而言，房产税在设计时，则被赋予了如下功能：间接降低楼盘成本，推动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将国家盖房子要交的地方教育附加费、基础设施费等，化繁为简为房产税，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楼建波分析。此外，由于房产税随房价变动，房价又直接受其周边的社会公共环境和社会公共服务影响，它也可能对地方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有激励作用”。

“房产税的税收还可以用来补贴保障性住房，补贴住房困难的家庭，这是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尹伯成补充说。

尽管能够“曲线降价”，但专家提示，若按现有的试点模式进行，房产税很难对房价上涨“一剑封喉”。

“房产税更多是发挥稳定房价的作用。”尹伯成分析，目前较多城市商品房价格上涨势头受到遏制，是限购、限贷、利率调高等多种调控手段的结果，“房产税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很小的”。

自2011年来，部委针对“扩大房产税试点”的表态已有多次，但迟迟“不见雨点”。而这次，据央广网最新消息，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透露，综合业界信息，最早今年10月底，房产税可能“有实质性的扩大试点的举动”，这令舆论关注度陡然升温。

“房产税会不会‘从刚需者身上割肉’？”“税负会不会转嫁给买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犹疑情绪在公众中不时浮现。

犹疑与担忧并非毫无来由。华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中国当前经济水平普遍落后的背景下，若效仿西方“全面开征”房产税，必然引发社会震荡。尹伯成进一步提示：“房产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心理层面，决定房价最根本的因素是供求关系。”他认为，我国目前大城市的实际空置房比例不高，刚需强烈，若不解决供给，而盲目扩大房产税范围，“很可能令购房者的负担更高”。

因此，受访专家的共识是：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必须“小步前进”。

“房产税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只调节高端’的原则非常重要，应及早明确，给全社会吃‘定心丸’。”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近日撰文指出，美国式的“普遍征收”不适合中国国情。

为了避免“殃及刚需”，贾康建议，开征房产税时应该有“梯级差别”，明确一定免征额。

比如第一套住房不征收，或是人均居住面积的指标，应该放宽松一些，第二套住房税率可考虑从低，第三套开始，再按标准税率征收。“这样可以给房产税的框架建立和征收工作减少阻力。”贾康撰文说，至于那些因房产税负而转为出售或出租的房子，“可以减少房屋空置率，提高租房市场上的供应量。”

对于投机性囤房者，尹伯成则建议采用“累进制”税率，让房产税的杠杆作用更严厉。

“我预测，若扩大试点，新的试点税率可能会高一些。而拥有房子的套数越多，税率应该越高，阶梯式地提高税率。”他表示。

曾康华最后提示，征收房产税是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政策规定，也涉及个人住房信息采集、房产评估和具体征收等环节。“大原则要中央顶层设计，具体开征一定要因地制宜”。“应该考虑中西部地区差异和收入差异，在征收对象和税率上不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