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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放开将显著提振居民消费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提振居民消费，从而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高盛中国及香港经济分析师邓敏强说，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人员往往表现出格外强烈的预防性储蓄意愿，是导致整体经济领域储蓄过剩的其中一个因素。根据各省数据评估了户籍限制对中国消费格局的影响，发现外来人口较多的省份消费倾向往往显著偏低。

根据高盛的报告，户籍限制放松之后消费倾向上升的影响将显著超过税负可能上升或者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影响。在已考虑到居民税负上升的情况下，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得城市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例提升3至5个百分点。

“中央政府已经暗示户籍制度可望有所改变，包括可能推广居住证制度。目前这方面尚无明确的时间表，而任何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克服财政冲击的政治障碍。但是，这 方 面 的 进 展 将 显 著 提 振 消 费 增长，并有助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邓敏强说。

户籍制度改革在经济方面的另一大影响在于将加速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央视财经评论员许一力表示，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农民进城已经成为必须要直面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诸多不平等，收入翻番等民生政策只能流于表面，新型城镇化也只能是另一轮“二元结构”的开始。可见，推进城镇化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配合。

陈剑认为，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为农民工进行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对推进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乃至推进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和整个中国整体进步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户籍制度改革背后还涉及一系列资金和成本问题，使得地方财力面临不小考验。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不久前对湖北省六个三线城市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高盛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说，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政策将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增加公共支出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城镇化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户籍制度、土地权益和社会福利。”（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