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簿首页不再出现“非农业家庭户口”或“农业家庭户口”字样，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广州市公安户政部门近日关于换发户口簿热点问题看似简单的说明，引发了人们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加速推进的猜想。

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这正是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到的专家认为，3至5年内应该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将显著提振消费增长，并有助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

动向

广州将逐步取消城乡户口划分

广州市公安局日前发文称，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统一部署，稳步推进广州市城乡一体化，逐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登记为“广州市居民户口”，从而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更换统一的广州市居民户口簿工作。

虽然取消城乡户口划分此前在多地已有试点，但在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作为一线大城市广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动向，引发了广泛关注。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之所以没有取消城乡户口划分，主要是担心一旦把户籍放开，容易形成对城市人口的冲击。广州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地城乡收入存在倒挂现象，很多市民甚至希望回流到农村，这种情况下先行先试相对来说没有阻力。

据了解，广州市新更换的户口簿首页户别项目中的内容，由原来的“非农业家庭户口”或“农业家庭户口”(包括地方城镇、自理口粮全民农业等类型户口性质人员)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家庭户”;“非农业集体户口”登记为“居民户口集体户”。

事实上，去年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中即提出，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

据公安部门的统计，目前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广西等10多个省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

有统计显示，2010年至2012年，全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2500万人，为3年前的2 .2倍，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但相比于县以下城镇和中小城市，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仍只是在探索之中，尤其是“北上广”这样的城市更是改革的难点。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3至5年内应该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8年内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农民“暂住证”等统一为“居住证”，实现流动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推进

防“空转”还须消除公共服务差距

户籍制度是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亟待突破的藩篱，而广州等地取消城乡户口划分被认为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不久前发布的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的报告，由于担心大规模外来人口在当地落户会摊薄当地城镇居民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所以一些地方既不愿意本地农民进城落户，更不愿意接纳外来人口进入本地落户，在城乡间、城镇间、区域间形成了固化的利益格局。

“户籍制度改革事实上只涉及居住权和迁徙权，而依附在户籍上的 社 保 、 医 疗 、 教 育 、 养 老 等 问题，则不是公安部门和户籍制度本身能够解决的。”彭真怀认为，户籍放开之后，更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进 城 的 问 题 ， 真 正 实 现 人 的 城 镇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或“不完全城镇化”，虽然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但却无法享有与城里人同等的公共服务。现行户籍制度最受非议的，是它造成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跨越的城乡福利 差 异 ， 并 阻 碍 着 人 们 的 自 由 迁徙。

有专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应该在于逐步消除城乡居民的公共服务差距，各类城镇要放宽对自愿进城落户农民的限制，降低农民落户门槛，而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没有意义。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户口本来只是人口管理的工具，取消城乡户口划分的同时，一方面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利的平等，取消对农民的不平等 政 策 ， 逐 步 填 补 过 去 的 城 乡 鸿沟;另一方面，改革的方向是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人口自由迁徙。

陈剑认为，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为农民工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对推进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乃至推进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和整个中国整体进步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动力

户籍放开将显著提振居民消费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提振居民消费，从而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高盛中国及香港经济分析师邓敏强说，没有当地户口的外来人员往往表现出格外强烈的预防性储蓄意愿，是导致整体经济领域储蓄过剩的其中一个因素。根据各省数据评估了户籍限制对中国消费格局的影响，发现外来人口较多的省份消费倾向往往显著偏低。

根据高盛的报告，户籍限制放松之后消费倾向上升的影响将显著超过税负可能上升或者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影响。在已考虑到居民税负上升的情况下，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得城市居民消费占G D P的比例提升3至5个百分点。

“中央政府已经暗示户籍制度可望有所改变，包括可能推广居住证制度。目前这方面尚无明确的时间表，而任何措施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克服财政冲击的政治障碍。但是，这 方 面 的 进 展 将 显 著 提 振 消 费 增长，并有助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邓敏强说。

户籍制度改革在经济方面的另一大影响在于将加速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央视财经评论员许一力表示，中国要推进城镇化，农民进城已经成为必须要直面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诸多不平等，收入翻番等民生政策只能流于表面，新型城镇化也只能是另一轮“二元结构”的开始。可见，推进城镇化需要户籍制度改革的大力配合。

陈剑认为，对现行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为农民工进行提供愈益增多的公共服务，逐步缩小依赖于户籍制度的各种歧视，逐步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这对推进中国人口的城市化，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乃至推进中国整体现代化水平和整个中国整体进步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户籍制度改革背后还涉及一系列资金和成本问题，使得地方财力面临不小考验。有测算称，一个典型农民工市民化(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左右。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辜胜阻不久前对湖北省六个三线城市进行了调研，他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有六项成本，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管理费用和保障性住房支出。

高盛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说，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政策将重点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增加公共支出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城镇化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但不局限于户籍制度、土地权益和社会福利。”（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