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公开官员的房产信息，再禁止随意查询公民的房产信息，将掌握权力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区分开，这在价值次序和逻辑推演上也才讲得通，才符合常情常理常识，也才是真正的保障民权。

2012年下半年以来，频发的“房叔”、“房婶”事件令住房信息系统成为一些官员的梦魇。近期，一些地方加紧出台房屋信息查询规范，对输入人名查询其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福建省漳州市就“严禁以姓名(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只能以明确的房屋座落或房屋所有权证编号进行查询，查询工作人员对房屋权属信息的内容保密”；北京市建委也在内部明确了纪律，个人一律不准进行类似查询。

这样的新规定，被民众习惯性地当作“不去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而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之典范。人们本能地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公然站到了腐败分子一边，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是首先将监督政府和官员的民众关进了规定的笼子。公众的监督目标一指向官员的房子，一些地方政府就出台规定严禁“以人查房”，这不是保护贪官又是保护谁？

其实，这些“禁止以人查房”的规定本身并没有错。反腐败当然要反，但反腐败不能凌驾于一切事务之上，民众的权利也应受到保护。无论是漳州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还是《盐城市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管理办法》，其初衷都是保护民众的隐私权不受侵犯。如果我们的房产状况在网上可以被人随意查到，隐私权被侵犯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它将置每个公民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民众隐私权的保护与反腐败，其实一样重要。

问题恰恰出在，政府部门对民众热烈反腐渴求的刻意回避，对公众“公开官员房产信息”诉求的假装听不见，让公众产生了“政府在袒护腐败分子”的焦虑。房叔事件后，如果政府一方面推进官员的房产信息公开，无须民众去人肉搜索和网络查询，而是通过组织程序和制度框架将官员的房产信息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一方面出台规定强化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避免公民的房产信息遭到随意查询的骚扰。那么，公众绝不会非理性到拒绝那些真正保障民权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