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亲系列”到“房氏家族”，网络反腐在权力的默许下似乎正在向纵向拓展，而随着“标的物”性质的变化，相关腐败问题逐步隐现，使人们在领略了“房氏家族”的通天本领时，也看清了他们一网打尽的权力有多么的不堪。事实上，“房氏家族”伴生的权力异化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通过对“房氏家族”成员的深度挖掘，我们认识到了权力者“靠山吃山”式的“权力变现”，而其本质则是权力异化为持有者赤裸裸的牟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盘根错节也让反腐败成了一个“艰巨的工程”，而神木“房姐”迟迟不立案也验证了这一判断。

与“房氏家族”如影随形的“户籍黑幕”令人唏嘘，也让人们认识到反腐败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最近“房氏家族”又忝列新成员，陕西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杨利平也在北京三里屯SO H O以他妻子高引娥的名义置有12套房屋。该消息还称，杨利平的妻子有3个身份证和户口，他儿子的一场婚礼耗资千万。而另据南京报业网报道，被称为“东北房哥”的黑龙江牡丹江西安区反贪局政委张秀亭横空出世，网友列出了17套房的产权证号与房屋面积。只是他具体有几个户口，消息上并没有透露，但将其打造成“房氏家族”成员的“权力高手”亦不可小觑，因为拥有房产并不象“表亲系列”的手表那样简单，是需要办理一系列的手续的。

对“房氏家族”的挖掘本来就是“无心插柳”，但其揭示出来的却是“一个好汉三个帮”。据《中国新闻周刊网》2月3日综合报道，中国公民只能拥有一个身份证，正规办理户口的程序也十分严格，平民改个名字都费劲。但是他们却一人坐拥多个户口。郑州“房妹”一家四口均是双户口，下落不明的“房姐”龚爱爱一人竟有4个户口。而说起“分身术”，龚爱爱还不是最厉害的。当然这个最厉害的就不属于“房氏家族”了，2008年10月30日，杭州市公安局官网发布了一则悬赏20万通缉高严的信息，通缉照片、年龄等信息与原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相符，通缉信息显示，高严拥有“高严”、“高庆林”和“张传伟”等至少3个不同名字的身份证，4本中国护照及一本港澳通行证。

山西“房媳”事件出来以后，新华网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概叹：“举家造假有无底线!”因为这一事件中各种“造假”令人眼花缭乱：“房媳”长期在职却变为“失业”、假名字上了真户口、丈夫靠假手续一步步当上公安局长、公公改年龄推迟退休……但这种诘问似乎打错了板子，因为它主要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房媳”本身就是当地纪委干部，他的丈夫、公公分别为运城市夏县公安局原局长孙红军、运城市财政局原局长孙太平。而早在2011年2月，运城市纪委就对孙红军因滥用职权、动用技侦设备调查举报人，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调离公安局长岗位。而孙太平在儿子被录用为警察时，违反规定帮助办理录警手续，为延迟退休私改自己的档案年龄，为此运城市纪委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看来，这种处理与放纵腐败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揭露“房氏家族”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完整的“腐败链”，它们由大小的权力构成，互取所需又互相依存，形成一个严密的腐败联盟。但就公众的感觉上看，我国的身份证管理是异常严格的，其程序的繁缛复杂尽人皆知，但它在权贵们的面前却成了“小菜一盘”，那么其它领域也自然是攻不不克了。在这个判断上，“房媳”一家的能量就足以提供佐证。

通过对与“房氏家族”伴生的腐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权力异化的问题已经普遍存在，而权力异化的实质则是权力私化，当大大小小的权力转变为持有者牟利的工具时，那么最终的结果无疑让腐败无孔而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户籍黑幕”仅具有样本意义，倘若深入到时权力的内部，我们才会发现权力存在的真实状态，这也许是“房氏家族”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正面的东西。

权力异化的极致是靠山吃山，而且丝毫没有底限。2013年2月4日是《南方日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广东湛江车管所39名考官收考生2100万元红包。据记者从湛江市纪委获悉，靠收“孝敬费”敛财的40余名考官目前已被调查，背后“大佬”——湛江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原所长梁志雄被“两规”，“收送‘红包’的利益链”已被揭出。涉案的考官中，已有39名考官主动上缴了收取的全部或部分“红包”，共计2100多万元。

事实上，“房氏家族”本身上的问题及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并不可怕，但通过它揭示出的问题才令人感到窒息，它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存在的真实状态，同时也逼迫我们不得不对体制和制度进行全面的思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用几个腐败分子来为我们的反腐败大业来祭旗，只不过是扬汤止沸，如果不烈士断腕地去釜底抽薪，那么反腐败注定不会取得实质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