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造城运动’，更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是一场基于权利普惠的经济革命。城镇化是中国经济从‘追赶型’向‘赶超型’发展的转折点，基于权利之上的经济增长才可能完成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才可能是稳定、协调与可持续的。

新型城镇化被写入十八大报告之中，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而得到广泛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快速增长时期，城镇化能否承担起第四波经济增长的重任呢？这取决于城镇化是作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还是目的。

1978年的农村改革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激活了农业的活力；1992年打破了“姓资姓社”的争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纵观三波增长，大抵可以归为“追赶战略”的落实，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后发优势”。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后发国家的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落后程度，当落后程度减小之后，增长速度便下滑。”中国的三波增长浪潮是在弥合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其工业化模式也是沿着既定道路前行，释放了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

随着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追赶战略”的效能也释放殆尽，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并且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便成为未来中国面临的核心议题。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被称为新的“四化”建设，工业化与信息化，不言而喻，依然是中国追赶先进工业国家的重要内容，提升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次。城镇化则是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一环，也是弥合城市与农村之间鸿沟的桥梁。

城镇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造城运动”，更不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而是一场基于权利普惠的经济革命。城镇化，或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助推GDP增长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