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对特大城市功能变迁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总结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轨迹，对当前北京的产业疏解调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伦敦作为英国最早的工业中心，经历了多次产业结构调整，其就业人口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大致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伦敦的产业结构转型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产业转移是一个自然的进程，主要依靠市场自发力量调节，政府的引导和干预较少，这一过程遵循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二是不断创新的优良传统使其长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创新的社会文化氛围推动了伦敦金融服务业的再发展，弥补了因制造业衰退出现的经济“真空”；三是强调世界城市的地位和作用，1994年制定的新的大伦敦战略规划中突出强调，要强化伦敦世界城市的地位和作用，旨在通过提高服务于国际经济的能力确保伦敦经济的振兴和繁荣。

纽约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从制造业明显衰退到生产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经历了约10年时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末）。纽约产业结构演变的三个特征为：一是产业结构演变过程跨越了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纽约依据自身的资源特点，制造业始终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基本没有发展重化工业；二是生产服务业具有突出的国际性指向，统计表明，总部设在纽约市的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有更强的国际性，表现为近1/2的收入来自境外资本运营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3；三是非常注重发挥纽约大都市的整体优势，金融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所以在纽约高度集聚，得益于其与周围城市合理的功能分工和产业链协作关系。

东京的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凭借后发优势，大大缩短了工业化各个阶段的进程，重化工业发展仅持续了10年左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东京始终保持了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东京的产业结构演变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东京都市圈的形成到城市功能的高度集聚、大都市社会问题的缓解、产业结构的调整、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政府及时干预避免了经济社会的大幅波动；二是从1977年开始，东京的功能定位从旨在促进对外扩散的、多极的、自治的发展战略转变为有选择地在东京集中全球经济功能。

从上述三大世界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梳理中，我们可获得如下启示：

第一，科技创新始终是实现产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高精尖”不完全是新业态、新动能，当前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深度融合、新技术嫁接传统技术等，均能够弥补陈旧产业链条的断裂环节，使传统业态重焕生机、实现“高精尖”转型；

第二，市场机制是推动产业疏解调整的主导力量，而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干预亦不可或缺，其积极作用可以有效抑制产业转型中的经济衰退；

第三，一个城市可以跳过重化工业阶段、提前实现向后工业化阶段的转变，但这种跨越式发展模式离不开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以及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目标同向、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产业合作机制的形成；

第四，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与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同步，变“单核中心”为“多核中心”，这是大都市实现转型发展必备的空间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