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应着重于约束与激励相容机制的完善。要由“自愿为主+强制为主”的监管模式转向强制为主的监管模式，对上市公司规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

我国自2007年颁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来，一直在大力推进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建设，但其执行情况和效果并不乐观。日前由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与北京化工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报告（2018年）》显示，2018年中国沪深股市3567家上市公司中，超过七成的企业未发布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报告。非但如此，在已发布报告的928家上市公司中，属于国家级重点监控企业的有76家，总体平均得分仅为40.69，各项指标得分虽高于总体企业平均得分，仅居于二星级水平，处于发展阶段。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已逾10年，为何长期裹足不前？在笔者看来，根源仍在于制度本身。首先，自愿为主，强制为辅的监管模式存在天生不足。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模式以自愿为主，强制披露的主体范围极为有限。尽管2014年《环境保护法》第55条规定了重点排污单位的强制环境信息披露义务，但“重点排污单位”和“上市公司”并非同一概念，只有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上市公司，才承担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而未被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上市公司，仅承担自愿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对于后者而言，由于环境信息公开的成本显著而收益却不明显，不少企业认为环境信息公开对企业股价或收益影响甚微，基于风险规避和减少成本的考虑，很少选择主动披露环境信息，即便披露，也是选择“报喜不报忧”。

其次，对于违反强制披露义务的责任追究规定不足，威慑力极为有限。尽管《环境保护法》第62条规定了违法责任，却没有明确具体的罚则。《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0条虽然对于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不如实公开自动监测数据的行为，规定了“责令改正，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或“责令停产整治”的责任，但适用范围较为狭窄，不足以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职责。

此外，还缺乏必要的激励措施鼓励上市公司主动披露环境信息。

由上可见，促进我国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应着重于约束与激励相容机制的完善。一方面，要由“自愿为主+强制为主”的监管模式转向强制为主的监管模式，对上市公司规定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义务；另一方面，要科学合理地规定罚则，以提高违法成本和责任追究的威慑程度；同时，要罚赏分明，对于积极主动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的企业，可适当降低检查或评估频次，或在贷款融资、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优先考虑，以示激励。

（作者系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