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机制是“老大难”

同门竞争的本质还反映出长期以来困扰着这片经济沃土的难题。早在多年前，珠三角经济圈从经济总量上还超过长三角的时代开始，长三角就因为地跨多省市而产生了利益协调方面的顽疾，这一点是同属一省之内的珠三角所不必面对的。

记者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正因为长三角“圆桌”上坐着的负责人彼此行政级别不同，和珠三角比，长三角城市群的规划设置一直是落后的，其实城市群规划是仅次于法律的第二法则，　是协调区内城市共同发展的行为准则，但在长三角落地并不容易，过去长三角城市群长期没有一个完整的区域规划，现在《规划》出台才有望对长三角城市群政府协调政策产生普遍约束力。

事实上，长三角城市群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并不是新生事物，但常年来的实际功效时有争议。据悉，在《规划》落地以前，长三角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主要依靠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副省（市）长级别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每年举行一次，确定三省市合作的大政方针，但是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认为这避免不了“台上握手”的联谊之嫌，没有确立正式的具有一定行政权力的组织。

相对比较务实的是第二个层面，市长级别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记者曾亲身参与过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协调会，去年包容的城市已有30城，课题主要贯彻落实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的精神。

第三个层面则是长三角各城市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会，该层面包括交通、科技、旅游、　金融等30多个专业部门建立对口联系协调机制。

一个细节或许可以说明长三角城市之间微妙的关系。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从2003年吸纳台州以后，就一直保持在“15+1”的模式，尽管期间扩容呼声不断，年年有城市列席，但7年间再未改变过长三角俱乐部16城市的格局，直到2010年才开始加速，这个市长内部会议增长了6座覆盖城市，彼时区域一体化发展才有一些积极进展。

此后，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到2015年已经达到了30城，尽管存在长期以来的竞争弊端，但一体化仍是大势所趋。该协调会办公室主任胡雅龙就曾对记者表示，长三角城市群要在国内、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和优势，仅靠一两个城市的强大是不够的，需要的是区域内城市的共同推进和均衡发展。

不过，即使如此，这个协调会的实际意义被认为还有待观察。以行政区划为沟壑的城市间、地区间是否存在恶性竞争？各级政府各自为政是不是造成重复建设？整体上的发展有没有无序和短视的问题？一些专题合作呼声很高，但一涉及地方利益就刹车的困境也亟待破解。

《规划》也高度重视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了诸如研究设立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投资基金、建立地区间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合理的税收利益共享和征管协调机制等干货，究竟能不能奏效，尚待时间检验。

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主要分布于国家“两横三纵”城市化格局的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等　26　市，国土面积　21.17　万平方公里，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12.67　万亿元，总人口　1.5　亿人，分别约占全国的　2.2%、18.5%、11.0%。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