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的看法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主要是土地面积的扩张,人口扩张速度相对较慢,这导致土地使用效率的偏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土地城镇化的核心问题将从数量扩张过渡到效率扩张。
第四,围绕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改革则可能为农民工带来一定程度的财产性收入,从而成为推动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潜在突破口。
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的最大差距在于财产差距,财产差距难以破除的关键原因并非农民没有财产,而是财产无法通过市场途径变现。农民的财产为三类即耕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这三类财产若能市场化变现,人均资产性收入将会明显增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覆盖转移成本。此外,若能按照三中全会所指引的方向,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环节,适度提高耕地占用、宅基地流转的增值收益分配比例,那么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成本压力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第五,耕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一阶段,中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将成为新的亮点。
截至2011年底,全国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为12.77亿亩,其中已经流转的总面积为2.28亿亩,流转面积同比增速达22.1%在改革政策的推动中,按照2011年的流转面积和流转增速简单框算,中国将于2020年前实现耕地“全流转”。
耕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目标是农业劳动生率的扩张、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农作物质量的提升。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农作物单产仅仅低于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和日本,远远高于印度和巴西,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倍,规模种植本身不仅难以增加,甚至有可能减小单产。而且中国的化肥使用密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远远高于美国和英国,规模经营并不会带来农资使用总量的增加,但是会带来使用结构的变化。因此,规模经营的关键是通过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机械化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目前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日本的1%、美国的20%、世界平均水平的50%,提升空间较大,尤其是收割领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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