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频繁更改城市规划，造成大量短命建筑。

早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曾提交一份提案，建议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短命工程”治理。这份提案指出，“利益驱动是‘短命工程’频现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土地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很大比例，在强大利益诱惑下，一些地方政府更有决心对新建筑“痛下狠手”；另一方面，有些官员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大搞形象工程，在这种政绩观的指导下，拆旧建新、拆新建新比比皆是，城市建设规划缺乏科学性和严肃性是造就“短命工程”的直接原因。

张险峰解释，在土地财政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会利用“腾笼换鸟”的方式，卖旧楼、建新区。最驾轻就熟的做法就是卖掉市中心的老办公楼、学校等不能产出GDP的土地和房屋，大举迁往新区，既实现了拉动新区、提升政府形象的意图，又可以增加卖地收入，通过商业运作改造旧城，可谓一举多得。而原有建筑由于地处中心地段，开发商为了获得高额回报，一般都会采取拆旧建新、提高建筑容量的做法。

在一些专家看来，一段时期以来，城市建设大兴攀比之风，很多地方美其名曰“改善投资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其实质是不顾城市自身实力和需求，盲目搞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超高层建筑、大型体育文化会展建筑，埋下了短命建筑的隐患。

存量管理亟须明确法律

如果把短命建筑看作是中国城镇化成长期的烦恼，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浪费的现状？

去年12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会议指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

盘活存量的说法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关注。

中国社科院当代城乡发展规划院院长傅崇兰指出：“管理存量是第一次提出，对现存建筑，要认真严肃地从资源节约方面整体考虑，建筑可以维修优化，不能为了政绩就随便拆除，目前这方面的法律还不够明确。”

在石楠看来，投资方或者领导不能过多干预决策，要服从规划，按照相应行政许可程序，专家参与评审等，不能试图绕过法律规定。

从集约发展方式考量，石楠还提出，决策者和民众心态都要调整。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绝对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扩规模、耗资源、博眼球式地发展。

在张险峰看来，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财政税收来源问题，“短命建筑”的现象短时间内很难彻底改变。地方政府需要从执政思想、方法，以及考核机制上进行调整，杜绝对形象工程的追逐。

“试想如果今天某地的建筑是个人财产，那会很轻易就拆掉吗？”戴慎志认为，目前对公共财产的保护态度与认知价值都存在问题。比如在管道改造方面，各个部门投资渠道不同，各方投资只顾自己，因此在道路建设上形成“马路拉链”，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提出要搞城市的地下管廊，这样既便于管理和施工，也提高管线的安全性。由此看到，公共建设必须要形成完整制度，“政府要动脑筋，形成有效的建设、投资和管理体制”。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