届时，我国将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的内需市场，并将顺利实现从投资和出口依赖转向依赖内需。庞大的人口融入城市，传统消费将“上台阶”，将有效冲抵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下滑。
同时，人口密集度的提升将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投资的需求。公共服务固有的规模效应，将摊薄公共服务供给的边际成本，缩短投资回收期。
更重要的是，人口集聚、产业分工和升级在税负贡献上具有明显的“做蛋糕”效应，这为城市吸纳新市民提供财力保障，城市的集聚效应开始良性循环。
目前，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有些被高估。首先，农民工市民化的很多支出是农民工自己或就职企业所支付的，比如公积金、社保金、住房支出等；其次，“80后”、“90后”农民工占农民工的60%，他们对于城市税赋贡献“做蛋糕”的效应远大于“分蛋糕”效应；再次，农民工消费比城市居民低，边际消费倾向最强，市民化后对城市消费的支撑、公共服务边际成本分担的效应也最强；最后，农民工市民化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和资本化成为可能，农业产业化加速推进，这些都是城镇化的资金来源。
无论是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了多年，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根源或在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负担的职能还需厘清。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财政仍属于建设型财政，而不是公共财政。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对于短期经济政绩追求的内在激励，远大于中长期见效但要忍受短期阵痛的结构性改革。因此，中央和地方分担支出、建立市民化激励相容的机制等顶层设计需要跟进。
目前来看，户籍改革驱动的新型城镇化，需要清除工业化后遗症和现代化路障。人口老龄化在加速、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这对于靠城镇化来挖掘新增长模式形成倒逼之势。而关键点在于，各级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和顶层设计的智慧，能否忍受短期结构调整之痛。
（作者为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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