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周前进行的这次会谈中，李克强承认中国政府在保就业和实现今年“7%左右”的官方增长率目标上面临困难。

“我们的确有经济下行压力，”他说，“今年再增长7%左右的速度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但他坚称，北京方面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并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居民收入不断增长，环境有所改善”。

“我们有能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他说。“从去年四季度到现在，我们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都采取了微调政策，当然不是量宽，而是定向调控，应该说是起作用的。”

今年2月底，中国在3个月内第二次降息，另外还宣布计划，拟彻底改革地方政府财政，并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最严重的地区加大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担任政府顾问的中国经济学家和学者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对于中国增幅放缓，中国领导层的实际担忧要比他们公开表现出来的程度更甚。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该国低迷的房地产市场。过去一年房价和房屋销量一直在下滑，而且这种局面还可能会大幅恶化。

十年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是住宅市场的繁荣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直到这个市场去年陷入困境。

去年，尽管中国房地产行业总体投资继续以10.5%的增速增长，但房屋销售面积仍下滑7.6%。李克强承认，房地产市场的低迷是尤其值得关注。

他说：“我们将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既要鼓励自主改善型需求，也要防止泡沫。坦率讲，这几者之间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进行调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努力做，而且相信能做到。”

当被问及中国的物价问题时，李克强表现出了更多的信心。中国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37个月负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

李克强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给中国生产价格指数确实造成了很大压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被通缩’了。当然，我讲的这个‘被通缩’是打引号的，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出现了通缩。”

3月份，中国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1.4%，虽然远低于政府为今年设定的“3%左右”的上涨目标，但涨幅仍是正值。

随着日本和欧洲双双推出非常规货币政策，部分目的在于让本国货币贬值，许多国际投资者都想知道，中国是否会忍不住让严格管控下的人民币贬值，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超出预期的情况下。

历史上看，中国政府能够抵御加入货币贬值大潮的诱惑，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1997-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在这个问题上，李克强与他的几位前任持类似观点，尽管他没有明确排除中国采取行动压低人民币汇率的可能性。

“我不希望看到人民币继续贬值，因为我们不能靠贬值来刺激出口，”他说。“我们不愿意看见货币竞相贬值的状态出现，那会出现货币大战，逼着人民币贬值，我觉得这对世界金融体系不是个好结果。”

虽然李克强坚称中国并不打算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他也清楚地表明，国际秩序需要改革，以体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并且愿意做其中的建设者，”他说。“中方也愿意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这个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依据这种说法，中国建立亚投行和其他机构的举措，或许最好被视为北京方面的谈判筹码和杠杆，用来推动更快的改革，而不是用来取代或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李克强的任务是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与它日益提升的地位相称，同时确保国内经济不会脱离正轨。他是否能成功完成前一个任务，很可能要等到他卸任后才会见分晓。至于后一个任务的完成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在2018年他第一个五年任期到期前，就会有定论。

以下是采访实录(部分)：

李克强：很高兴和巴伯先生再次见面。我们去年见面的时候，世界经济复苏发生了新变化，现在还不断有新变化发生。这次与你见面也表明，中国愿意同已经深度融合的世界经济发生密切联系，也愿意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我们自己的作用。《金融时报》派到中国的记者中文水平很高，如果不见面，很难分辨出来是外国人在说中国话。

巴伯：李总理，很高兴再次来到北京，继续与您进行“战略性”对话。上次与您见面时我们谈到了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我们看到，美国、欧洲、英国以及日本央行推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目的是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上次我们对话时您曾经问我，是否认为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结束之时世界经济会面临风险。当时我向您表示，我认为风险是可控的。随着美国结束量化宽松政策，您是否赞同我这一看法？

李克强：我目前还是半信半疑。因为在推动量宽政策的时候可能是鱼龙混杂，什么都能够在汪洋大海中生存下来，现在还很难预测一旦量宽政策退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最近对于是否加息，虽然没有更多的争论，对加息的时间也不确定。坦率地讲，实施量宽政策是比较容易的，无非是印票子，但是世界金融危机乃至导致经济复苏低迷的结构性问题怎么解决？还是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在这方面不少国家没有迈出大步子。当然，就像病人生病一样，我们先得给他吊水，打抗生素，否则治病的时间可能都没有了，但是总有一天要撤掉激素，撤掉抗生素，让他自己的肌体能够正常恢复。所以我不反对量宽，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进行结构性改革。

巴伯：我刚刚结束了对东京为期9天的访问，主要考察日本经济采取的一些实验性措施，另外用一个小时采访安倍晋三首相。我想问您的问题是，随着日元和欧元对人民币贬值，您是否担心这会挫伤中国的竞争力，是否会迫使中国采取使人民币贬值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