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中旬，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省城太原市调研时，直指该市“城中村”种种乱象和问题，揭开了太原“城中村”的“伤疤”。太原市自2003年启动“城中村”改造...

今年10月中旬，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省城太原市调研时，直指该市“城中村”种种乱象和问题，揭开了太原“城中村”的“伤疤”。太原市自2003年启动“城中村”改造，然而11年来全市列入改造名录的173个“城中村”，只有万柏林区完成了3个村的整村改造。个中原因，耐人寻味。

基层干群顾虑多改造信心不足

“我们没文化、没技术，孩子也没工作。过去靠地生活，现在只能靠房租过日子。要把旧村拆了，环境倒是好了，但我们怎么生活呀？”一提起“城中村”改造，万柏林区南上庄村村民王万宝就担忧不已。

王万宝说，就算将来能分到7套房子，自己拿出5套来出租，每年也只有十几万的收入，比现在的30多万元差远了。而且房子多了，物业费等相关费用也会增加，算起来还是不划算。

记者在太原北营、北张、大马、南屯等多个“城中村”采访时，村民们普遍表示“算不过改造经济账”，对改造后的生活预期不高。有些拥有临街商铺的村民甚至坦言，不管将来怎么补偿，也不愿拆房子进行改造。

小店区北张村一位张姓村民说：“现在医保、养老什么的还有村集体担着，房租收入也让人感到踏实。改造后，医保、养老、年轻人的教育、就业等等谁来管？到时候的生活还不一定有现在好呢！”

除了村民，一些“城中村”村干部也对改造缺乏信心。一位村主任说，这些年全市173个“城中村”，完成整村改造的只有3个，让人看不到希望。而且从改造完成的村子看，环境确实大为改善，但老百姓并不富裕，也让人信心丧失。“更关键的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一个村的建设面积就在100万平方米以上，将来都改造了，房子卖给谁？而且拆迁成本一平方米就高达6000元以上，盖成商品房后，市场价肯定在每平方米1万元左右，这么贵的房子谁来买？”

“改造完成十几年了，建筑还都是违法的”

万柏林区闫家沟村1997年开始改造，是太原市最早完成整村改造的“城中村”。记者近日在这个居住着两万多人的社区走访发现，十几栋高层和小高层住宅错落有致，道路、广场、花园、车库、市场、学校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整个社区干净整洁。然而，社区负责人却告诉记者：“虽然各级领导来了都说改造得好，但到现在五证都没办下来。改造完成十几年了，建筑还都是违法的！”

众多基层干部反映，“城中村”改造中的拆迁常常被称为“天下第一难”，实际上，拆迁之后办手续更难。知情人士介绍，“城中村”改造要办理立项、规划、土地、施工许可等四个大项39小项审批手续，涉及发改、国土、住建、规划、园林等16个部门。“每个地方都要盖章，要进几十个部门。这还不算，有的部门还互相扯皮推脱，甚至故意刁难。有时候一个字写错了，都得回头重新盖章。还有些老爷部门得‘烧香’送礼，最终还是办不下来。”一位专门负责办手续的“城中村”负责人说。

“城中村”改造涉及土地的收储、性质变更等问题，政策性强且现有政策体系不尽完备，因此相关部门在手续办理过程中有所担忧。“然而，最关键的还是相关部门缺乏担当精神，不愿在政策上进行创新，更不愿承担责任，只知打着‘严格按程序办事’的幌子进行拖延。”有知情人士如此表示。

今年以来，太原市将“城中村”改造手续办理作为全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事项，并出台相关政策，努力提高办理时效。万柏林等城区还强化政府担当，开展政策创新，为推进手续办理创造良好环境。

饶是如此，全市已完成整村改造的3个村至今都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而占全市旧村拆除总数七成左右的万柏林区，去年以来仅办完下元村一个项目的手续。

一些基层干部说：“村子拆了两三年，办不下手续，村民回迁不了，每年光过渡费就是20多万元。制约了改造进度不说，还形成了不良示范。看到这种情况，谁也不敢拆了。”

干部作风成最大阻碍村干部权力大、无约束

有关专家和基层干部认为，“城中村”改造战略既定，执行战略的各级干部是关键。而太原市启动“城中村”改造11年来进展不大，主要与部分干部作风有关。

一些城区负责人认为，“城中村”的形成过程，本身就是各级干部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遇见矛盾“绕道走”的过程。矛盾多发，隐患重重，拆迁改造难度很大，一些干部更是丧失了改造的决心和信心，存在“不想改、不敢改”的不作为心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刻意回避矛盾。

还有一些干部在竞选时许了愿，上台后却把村民利益抛在了脑后。有些市政道路拓宽改造占了村里的地，拆了村民的房，好几年了也不给补偿。还有的村干部与不良开发商沆瀣一气，打着“城中村”改造的名义，私建住宅对外售卖，有的甚至连村民的回迁房都卖掉致使村民无法回迁。

此外，在推动“城中村”拆迁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干部作风不实，宣传解释工作不细，甚至片面认为“城中村”是“毒瘤”，漠视村民利益诉求，作风粗暴。还有干部在改造中与民争利。最终引发了群众的不信任，导致干群关系疏离，严重影响“城中村”改造步伐。

山西省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庞丽峰说：“‘城中村’最大的问题是村干部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约束。”虽然有村民自治法作为依据，但往往是“法律上有规定，事实上无约束”。同时，村委会主任不是国家干部，党纪政纪对其约束力也有限。再加上很多上级干部认为“城中村”是村民自治组织，使部分村干部疏于管理，村财街（镇）管、四议两公开等流于形式。特别是其中一部分村干部把集体土地作为私产与开发商交易，侵害群众利益，且长期得不到从严重罚，久之便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为“城中村”改造的最大阻力。

（来源：生活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