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2月14日X区委常委会第51次会议。这次会议听取关于化解风险企业资金链问题的若干意见的情况汇报，时隔不久，“26条”就出炉了。

作为亮点之一，“26条”明确提出了要对企业分类指导。由X区委副书记任组长的X区化解企业风险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化解办）对风险企业根据企业资产负债、生产盈利、市场前景等情况，分为重点扶持、企业重组、依法破产、逃废债务四类企业，分别制订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处置。同时，政策要求企业坚持实事求是，积极开展自救和服从资产监管。

在银行方面，“26条”提出对按规定依法破产并经司法终结审理的企业，其损失部分应由银行予以核销；对于严重资不抵债的企业，要求银行尽一切可能先处置风险企业自身资产，处置后偿还银行贷款不足部分，再由担保企业通过贷款平移方式承担。并建议建立主办银行机制等措施。

在政府方面，“26条”要求各地及时摸清企业底子，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对于发展前景较好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企业，可由区内国有企业参与注资，或由政府风险引导基金、产业基金跟进，也可由区再担保公司担保，待企业运作正常后，政府资金及时退出。另外，“26条”还指出，为了完善经济发展扶持政策，X区依据现有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切出2亿元资金专项用于化解企业风险。

这一文件中，涉及企业方面的意见为4条，银行部分为8条，政府部分为14条。而后，化解办开始专项处理相关事务。

事实上，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上，X并非开创了先例，2008年时，义乌就成立过类似的部门处理风险企业。当时的义乌市风险企业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由时任义乌市市长何美华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义乌风险办成立后，义乌市国资公司专门拿出1亿元作为企业转贷应急资金，帮助符合条件的风险企业解决临时资金周转困难。应急资金主要针对4类企业，其中就包括“在多家银行融资且担保链复杂，易引起连锁反应，对行业及义乌龙头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的企业”。

具体来说，先是企业向风险办申请借款，用它还银行贷款。银行收到转贷资金后归还银行贷款，在之后2个工作日内给予转贷并及时归还国资公司，资金的使用在贷款银行、国资公司、企业之间封闭运行，以求确保应急资金的安全。

而这次X的情况或许更为复杂，亦是对X区政府的一大考验。

浙江各地政府的前鉴已经证明，在互保危机中，政府如何作为关系重大。2011年时，温州市以5亿元应急转贷金专助困难企业。最终，企业家与银行对化解方案都有微辞。一位银行家表示，到最后，温州政府摆出了“互保是市场行为”的态度，对拉动企业没有出台具体的措施，只是“喊了喊口号”，“政府总以为银行有钱，要让银行让一点再让一点。但地方银行没有多少权限，更不能拍拍脑袋拿银行的钱来补漏。”最终，温州经济受重挫。

而另一个浙江经济重镇绍兴亦曾遇到同样的问题。事后，不少企业家称赞当地政府真正拿出了真金白银为企业着想。在风险企业的土地“退二进三”收储方面，绍兴市政府颇有力度。“实际上政府是拿未来的财政帮了企业。”虽然官方尚未公开，但民间均估计X区本次互保涉及企业之多、之大乃是全国罕见。在本次风险化解中，X区政府面临数重挑战：一来，这次切出的2亿元是否能撬动庞大的互保链企业，仍是未知；二来，除了钱之外，政府还能给企业什么帮助？诸如“退二进三”收储或招拍挂收储等细节，都考验政府的规划、协调与运作的能力。

而在经济下行、房市遇冷的情况下，抵押物、地产等都有可能遇到价值缩水或无人问津的囧境。与温州、绍兴等地相比，X地区本轮风险暴发的时间可以说是极坏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