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具流动性的社会中应对各类风险，也是对法治效能的考验。我国的建筑法规定了建筑设计单位、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应该说，制度的规定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发展太快了，市场主体的变更真如云起云散。如何在变动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环境中，做到守法的恒定性，责任分配的可落实性，的确是一个法治难题。这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更负责任的职业伦理。
危楼施救，由于涉及多个家庭的切身利益，也对地方治理的精细度和耐心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有些危楼不是“不能拆”，而是业主“不愿拆”。比如，奉化倒塌楼之所以长期没有加固或搬迁，就与居民意见不统一、对置换房屋和补偿不满意、不愿意承担部分资金等有关系。业内人士透露，任何地方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都没有通盘适用的“一揽子方案”，必须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反复协商沟通，以耐心和细致回应群众的正当诉求，才能把棋走对，把路走通。
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人的居住形态发生了改变，人们陆续从传统的院落进入城市的楼房，居民楼成为竖起的街市和空中的家园。“建筑质量”不只是个行业术语，更关系群众的家园安危。而危房问题也如同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一个具象，揭示出问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我们既要重建瓦砾中的家园，也要未雨绸缪地倾听和回应危楼的呼救，并以更加细致和审慎的态度，为人们的安居梦筑起制度的保护网，这需要各责任主体的共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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