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在其价值最高的生命周期获得不动产，就可以将其劳动价值“储存”起来，对冲年龄增长带来的“贬值”。当劳动力市场价值耗尽，退出市场后，不动产的价值将随城市化推进而达到峰值。这时，将其“储存”在住宅里的价值提取出来，可以发挥类似养老储蓄或社会保险的作用。在新城市居民（外来人群）住房支付能力不足时，实施政府与购房者共有产权的住房供应形式，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方面，可以满足新城市居民拥有住房资产或财产的诉求，而成为“有产者”；另一方面，这些城市居民可以通过分享城市不动产价值升值的收益，成为真正的市民，从而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溢价，同时减轻城市政府供给社会保障的压力。

根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目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达2.2亿人，再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也不过6亿多的现实，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比例。而到2050年流动人口规模可达到3.5亿人左右，其中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再次回到农村。流动人口达到如此规模，对社会稳定无疑是巨大压力。如果要降低社会稳定的压力，就要让“无产者”成为“有产者”。有了不动产，就有了希望社会稳定的愿望，也就奠定了社会稳定的巨大基石。外来人口获得了自己的住所，也就从流动状态安定下来，成为城市劳动力，这不仅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内需型社会构建的基础。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管理的重点将不再是房价调控，而是住房政策的再调整，这种调整主要面向新型城镇化后产生的城市新居民，调整的思路是双向的：廉租房和公共租赁保障外来人口刚进入城市后，就有住的地方；共有产权住房则解决其能够成为真正市民，享受公共服务，获得有财产或资产收入，从而解决社会保障。

当然，《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增加普通商品住房供应，破解住房融资约束。这也是完全类似的思路，即让城市居民尽快拥有不动产，成为“有产者”。因为，在我国，“有产者”才是真正的市民。另外，不管是共有产权住房，还是普通商品住房，只要低价住房供应多了，房价上涨压力才没那么大了。“有产者”多了，住房调控就少了需求，调控的压力也就自然小了，这也是新一届政府不再强调房地产调控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