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总价相当的两套房子，8年后的差价竟达到100万元。

“我10年没换工作单位，一直在现在的研究机构，用的是同一个工资账户，买房时统计了工资总数，于是我非常不幸地发现，我10年工资的总额与这个差价相当。”史达说。实际上史达对学区房的态度也基本代表了整个社会对学区房的变化趋势。他刚工作时，所谓的学区房还不那么热门，中关村的那些名校，通过缴纳赞助费等各种途径基本能够解决，后来他从身边的人那里发现，小孩要进入这样的学校越来越难，直到现在可供选择的似乎只有买学区房一途。

30多岁的史达通常会劝别人说：“不要以个人的成长经历作为经验来指导子女教育实践，如今的环境，教育不均衡已是现实。”“像我们这代人那个时候，教育基本是公平的，好学校差学校区别不大。而现在，差别很大很大。”史达这样的想法源于他身边人的真实经历。他曾经见过比自己年长同事的小孩，受到良好教育与未受到良好教育实有天壤之别。

史达认为，“这并不是他们父母的知识水平造成的，而真的是学校环境造成的”，他也曾见过某些极优秀的研究员的孩子，因为没送到好学校去，结果出了这样那样的事，总之很糟心。

“学校教育确实不均衡，差别太明显了，现在都只有一个孩子，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尽自己最大能力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时间在流逝，孩子在长大，机会不会为任何人停留。”史达说。

总要牺牲一方俞莉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买学区房，因为在结婚前就已经安家朝阳，当时偶尔也会想到将来孩子的教育问题，总认为附近的那个不知名的小学区应该够用了，从幼儿园到高中似乎都能满足。而且当公务员的老公一直也说可以通过某个同事的关系，花上二三十万元的关系费，进到北京排名前十的小学，除了像实验二小这样特别火的小学以外。因此购买学区房从来没有提上过日程。

“但是在我30岁儿子出生之后，我的想法就开始变了，尤其是他一天天长大，你会希望给他最好的。现在孩子两岁，还有4年才上学，谁知道到时候政策又会怎么变。这种决定孩子将来命运的事情靠自己总比靠别人要靠谱。我们应该为他再努力一把。”俞莉和老公下定决心要换一套真正意义上的学区房，“就是能进更好学校的那种”。

在关注了学区房的相关信息很长一段时间后，俞莉却感到越来越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