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央政府文件中，是在2001年，这年出台的“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实施城镇化战略。至2012年十八大报告中，明确了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战略目标，同时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总体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相隔十年两次进入中共中央决议都源于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记得，1996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外贸出口遇到较大压力，在“增加内需”的呼声中，城镇化被作为有效措施提出。李铁所在的机构在2000年为中央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便提出了城镇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并特别提到拉动内需。此后，城镇化问题第一次被写入十六大决议。时光轮回，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时，因为拉动内需的动力，城镇化浪潮再一次高涨。

然而，回顾过去十多年城镇化历程，以投资拉动的城市扩张运动成为主线。而今，惯性依然存在，当新型城镇化之路尚未清晰之前，资本已按捺不住。水泥、钢铁等行业普遍期待，城镇化将打开造城圈地的阀门。地方政府则寄望借城镇化之风，加快城市新城新区的数量和扩张，同时通过撤乡并镇、改县设区，加快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实现名义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希望借助城镇化达到工业化快速扩张的目的，新建了大量产业园区、工业集中区，将此前产能过剩的教训抛到脑后。过去几年，在投资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之下，“不光是玻璃(1240, -9.00, -0.72%)、化工、水泥等传统产业，风电、光伏发电、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出现过剩问题，而且是低水平过剩，真正核心装备、核心技术还得靠进口。”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研究所长高国力说。

当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之后，各地都在研究或启动编制本地的新型城镇化规划。更有地方政府嗅到“大规模建设”的“机遇”，开始借城镇化之名，启动新一轮的“造城浪潮”。

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国家发改委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50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到2025年，中国还要修50亿平方米的道路，并建设约500万座各种楼宇。

在被调查的12个省区中，包括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在内，规划建设的新城新区多达300余个，仅公布规划的96个新城，占地就达到6105平方公里，超过了所在城市建成区总和的一半。

在地方政府的游说下，金融机构也倾向于放量投资。比如，国家开发银行就承诺，未来三年将为福建省提供1500亿元贷款，用以支持城镇化发展。2013年3月份以来，国开行先后与安徽、深圳、四川、福建、湖南和北京等地政府签订了城镇化合作备忘录或协议，涉及金额超过5000亿元。

“地方在这方面走得太快太猛，苗头已经很明显，中央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担忧。”高国力说，中央试图通过新型城镇化，扭转过去传统城镇化那种摊大饼式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旧有模式，尽量做到集约、绿色、低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