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看待今年房地产

王石认为他带给了万科三样宝贵的东西：现代企业制度、团队、企业品牌。而放弃股权、亲手建立了万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王石，会让万科彻底离开他吗？就像华盛顿将他所创立的帝国拱手让给民主。

王石说，“我是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基督教文明给了他企业管理的思想启迪。“了解现代文明，一点要了解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我去留学不是为了成为它”。

王石说，“大数据”时代对企业的经营模式的改变，甚至会产生比移动互联网趋势更大的影响。

王石说，“14（2014）年的（房地产）情况非常不妙。”随后他止住了这个话题。

采访对话：

Q：谈一谈你的商人身份定位吧。

A：我对日本比较感兴趣，所以拿日本举个例子。历史上，日本的商人地位比中国还要低，武士阶层看到不顺眼的商人，往往说动手就动手。还有人把中国商人和犹太人相比，认为这两者比较亲近，但在经商上也有不同。身份定位的问题，解决的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商人不可以只是代表一个人，而应该是代表一个阶层。作为人，我关心的是对人权的尊重：假设是死刑犯，就要给予见面机会，如果连这都无法保证，还可以保证什么呢？但作为商人，我关心的是对财产权的尊重，我的合法收益是否可以得到保证。

Q：书中所写事件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A：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很多人都问，哈佛和剑桥怎么改变了我？但事实上，人到了三十岁，世界观就已经定型了，哈佛没有改变我的世界观。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到深圳创业的那八个月的经历。其间的大起大落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在之后对我最重要的时期，就是1988年的文化改造，股票市场并购反并购的风浪，以及目前万科多元化向专业化改变的阶段。

Q：怎么会想起写《大道当然》这本书？

A：最初想放弃出书了，但一拖就没有头绪。之前第一版《道路与梦想》我写的最后四年部分自己不是特别满意，这一次的新版就改到了201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万科在上海世博会的亮相，也是我第二次登珠峰。2011年我就去哈佛了，所以接下来如果不写哈佛和剑桥读者也会很失望。去年11月份到今年1月份，我都过着非常、非常辛苦的日子：白天的时候，我上午去和导师谈话，下午就泡在图书馆里，晚上才开始写书，一写就写到凌晨三点多，不知不觉就听见窗子外头鸟也醒了，在叫了。

Q：您对宗教的兴趣与管理企业有没有关联？

A：西方现代文明就是基于基督教文化的，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甚至连公益慈善也还是从宗教开始的：修道院、大学，哪一样与宗教离得开关系？了解现代的文明，一定要追溯到基督教，而现代企业也是这样出来的，现代企业秉承的透明、平等原则都与基督教有关系。研究基督教，可以不从信仰，而从“为什么”的角度来探索。如果必须要选择一种宗教来信仰的话，我可能会选基督教的新教。倒不是说对新教的教义有格外认同，而是它的大玫瑰窗、唱诗班、绘画等从美学的角度吸引我。

Q：能否谈谈中国的企业家精神？

A：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破坏了很多原本的东西。万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忌讳介入城市拆迁。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和国外的城市做个比较的话，美国城市，波士顿、纽约、旧金山，这三个地方最具有企业家精神，底特律就比较欠缺，中国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应该是深圳。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家品牌40%都在深圳。一直以来，它都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义工组织最发达、献血小时数最多，这就是容易产生企业家精神的地方。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说白了，就是创新。马云、马化腾、张朝阳的产品都是创新的最好代表，微信打倒QQ，也是创新精神的最好表现。现在这个时代，企业家精神还包含资源的整合能力，比方说雷军的小米，就是整合资源能力的一个代表。

Q：2009年的时候，你出席颁奖活动，主办方给了你三个标签选择，“企业家”、“登山家”、“不行贿”，最后您选了“不行贿”，您还记得吗？

A：后来在我的MBA课上，我跟学生讲起这件事，问台下的人说，“谁相信我绝对不行贿？”最后竟然只有一半人举手。这件事你不会觉得荒唐吗？可是荒唐的是谁呢？荒唐的不是企业家和我，而是这个社会。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在这种荒唐里坚守的人才会显得可贵。我的“不行贿”是可以追究的。不仅现在的可以追究，过去我的历史也都可以。有人说我不行贿，但我的手下有可能行贿。但对我来说，我的手下行贿和我行贿没有区别。管理上做到保证不行贿是容易的，但不行贿还可以把生意做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