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农业部人士表示，“中央关于工商企业参与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是一贯的，针对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户承包地导致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历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提出了加强土地流转管理和服务、保障农民土地流转主体地位等政策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赋予了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权能，而这成为了“耿燕们”吸引流转土地者的金字招牌。

一些资本开始瞄准了土地流转这个市场。耿燕甚至教记者如何帮她招徕租地者，“你就这样跟老板们说，以后承包地可以抵押、担保贷款了，将激活农村土地的巨量资本，也就是说农村地更值钱了，趁现在农民还不懂，地价还很便宜，你可以入手一批地，转手就赚钱，或者先用我们合作社的名义自己搞种养殖。”

中介游走于灰色地带

新土改浪潮也催生了土地中介人这一职业。

过去，大多数土地流转发生在相熟的村民或邻村之间，或由村委、镇政府牵线介绍，但也有部分人脉熟络、头脑灵活的人担任了农村土地流转的中介角色。现在，随着土地改革提速，这部分人也逐渐走向台前，成为了“土地中介人”。

在相关搜索引擎中输入“土地中介人”，这个群体的信息已经出现在各贴吧、讨论群、甚至县级新闻中。在内蒙古通辽市做了十多年农村土地中介工作的于振海告诉记者，“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到地方租地，我们熟悉本地情况可以大大节约企业时间和成本，避免出现村民与企业扯皮的情况。”

在一个专门介绍农地流转资源的网站上，记者与广东韶关地区一位陈姓土地中介人取得了联系。陈先生向记者证实，现在有企业看中了政府倾向农村的政策和土地的增值潜力，抢先下乡流转土地，等待土地升值转手。

前不久，作为“土地中介人”的陈先生遭遇了 “土地买手”，“虽然现在真心租地搞种植的企业还是多数，但那些来了先询问承包地能不能抵押、租赁，大范围广区域对比已租赁土地情况以估计升值可能的人也多起来了”。

这样的“土地中介人”也处于政策灰色地带。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吴世斌告诉记者，这类“土地中介人”与上述土地买手之间，存在随时互换身份的可能，“一念之差的区别，在利益的驱使下完全可能做出同样损害农民财产权利的事情，比如来回倒地”。

记者以寻地者身份向河南南阳李姓土地中介人咨询信息，李先生建议，“可以投资林地试试，目前林地价位低，有10元左右一亩的，高的在100元左右一亩的，还有升值空间，出钱一次性买断经营权，有林权证可以过户。”对于农地，李先生则表示，“现在南阳这边的价格已经涨得较高，如果做投资，每亩转手再租保守赚100元左右差价吧”。

吴世斌认为，当地政府可以考虑通过扶持设立有资质有准入的农地推介机构，利用政府行为赋予民间的土地中介相应身份，也许可将其规范为确保农民利益的机构。

土改须维护农民财产权

逐渐逼近核心领域的土地改革正拉开大幕，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向先行明确。

2013年12月30日，在公布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成果时，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世元明确表示，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必须严守耕地红线，确保现有耕地基本稳定。承包经营权必须在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下流转；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必须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城镇化用地必须走节约集约之路。

王世元强调，所有改革都必须以维护农民财产权利为核心。

2014年1月5日，新华社援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观点指出，当前土地问题十分复杂，牵涉利益相关方太多，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理论准备不够充分，需要考虑现实、政策与法律的平衡，所以只能由中央统一部署，进行周密的政策设计。

关于堵漏资本炒作农地流转，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下发后不久，农业部经管司便已发声，“不支持、不鼓励工商企业大面积租种农户承包耕地，与农民争夺耕地经营权”，而是引导工商资本重点从事种养业产前、产后服务、设施农业、规模化养殖和“四荒”资源开发等适合企业化经营的产业。

吴世斌认为，宏观改革之下还应更新基层监管细则，以堵伤民漏洞。刘守英认为，要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坚持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用途管制制度前提下，借助市场在土地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完善征地制度，实现我国土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