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推进公共资源均等化

《21世纪》：就城镇化路径而言，中国这二三十年来的政策导向一直是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而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但从结果来看，反而是特大城市越来越大。

方创琳：因为小城镇是最能够确保农民工就近、低成本安家落户、完成城镇化进程。再者，发展小城镇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

但现实和政策意图是有差距的。从现实来讲，2012年中国52.6%的城镇化率中，大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27.01%提高到现在的46.09%，中等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12.07%缓慢提高到现在的13.85%，小城市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由1990年的10.72%降低到现在的3.63%，而小城镇对国家城镇化的贡献更由1990年的50.2%降低到了现在的36.44%。

现阶段，我国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等城市，都尚处在虹吸效应阶段，还没到相对扩散阶段，但特大城市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当这种产业转移过程开始之后，就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这个转移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刻意解决是解决不了的。

《21世纪》：这次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确定的政策方向是，城市群做主体、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那么这个政策重点应放在哪里？

方创琳：政策重点应该是抓“两头”：严控“两大”、激活“两小”。所谓严控“两大”，是指把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严格控制住。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超大城市，目前我国有6个，未来发展不能超过10个；市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的特大城市，目前有12个，到2020年必须控制在20个以内。激活“两小”，是激活小城市和小城镇，尤其是小城市，应该作为农民工就近市民化的最佳选择。在未来对城镇化的贡献中，要把小城镇的贡献由现在的35%提高到40%左右，把小城市的贡献由现在的13%提高到20%，这两者加起来60%左右。要把小城市和小城镇作为就近就地实现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最佳地。

《21世纪》：从我们十几年前上中学时，教科书里就谈到中国要吸取西方的教训，防范“城市病”的出现，但结果中国依然未能例外，你认为“城市病”是否可以避免？

方创琳：新型城镇化应从现在一步到位的激进的城镇化变为渐进式的城镇化。下一步，应发展民间资本对推进城镇化的作用，并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