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说走就走”

在北京，一提到“动物园”，除了它本身的含义之外，也指一片由10个左右商城组成的服装批发市场。逐渐积攒起来的人气儿给这里贴上了热门景点的标签。像一块镶嵌在北京二、三环之间的磁铁，“动批”吸引着周围的买卖人和游客。从最初的地摊、铁皮大棚，到后来的“退路进厅”，“动批”经历了几次变迁，但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却一直没变。

陕西榆林的店主蒋磊又来“动批”“补货”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四次，他带着黑色的大号塑料袋和手推车，往返于榆林和北京之间。“西安也有服装批发市场，但绝大多数店主都去那里上货，再好的衣服又咋样？”就像“星期八服饰”的店名一样，蒋磊的衣服要走差异化路线。29岁的他每周都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从“动批”带走100多件衣服，留下2万多元钱。

“补3条上次的裙子，729拿4件。”蒋磊熟稔衣服的货号，在长久维持的买卖中，他与“动批”商铺的导购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你不能全听她们跟你说怎么搭配好卖，但跟她们搞好关系就可以通过微信知道些动态。”

在“动批”的买卖生态圈里，几乎所有的导购穿着的衣服都挂着吊牌——这些年轻的姑娘既要拉拢客人，又身兼模特。因为不允许试衣服，买家会参考导购的穿衣效果。颜色艳丽的衣服包裹着她们的身体，脸上扑了一层厚厚的妆，她们对来往的人群或热情或机械地喊着“到里边来看看吧！”

遇到熟悉的老主顾，她们会亲切地攀谈几句题外话，之后迅速找出买家需要的衣服，麻利地为它们穿上塑料包装，扔在门口等待一起打包。一单生意即将结束，她们拿出单子写下货号、单价和数量，计算器和账本一同被贴在硬纸板上，手指飞快地摁出总价，交钱拿货，买家的手推车上又多了一个大袋子。

尽管人声喧阗，但一笔又一笔的买卖，就在买方和卖方达成的巧妙默契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尤其是每一天的上午，导购姑娘们忙得像陀螺：招徕生意、应对顾客、算账结账。从早晨6点开门迎客到中午片刻休息，她们挤在狭窄的商铺内吃午饭。地上铺着报纸，报纸上放一个马扎，马扎上是麻辣烫、炸串、牛肉面或是其他一些便于买到的食物。她们蹲在一旁，一边往嘴里送食物，一边盯着门前偶尔路过的客人，寻找兜售机会。

几乎所有店铺的门口都贴着“招导购”的牌子，他们的月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在3000元，也有极其出色的导购能拿到1万多元，没有周末休息，只有一个月一天的公休。他们大多租住在周围的小区。

“我不会搬，这里面大多数人都不会跟着走。”几位导购正聚在一起讨论“动批”外迁的新闻。“谁会为了一件衣服跑那么远去买？”

“搬走？”蒋磊愣了一下，“搬走了，你还会去吗？”他停顿了一会儿，只回答了三个字，“不知道。”

像蒋磊一样吃惊的还有金开利德服装市场有限公司(简称金开利德)主管经营的副总经理杨锴。“动批”的几家服装市场的管理者均未收到“动批”要外迁的书面或口头通知。

杨锴担心的是如果搬到其他地方，没有如今的商业氛围，“‘动批’已经形成一个品牌，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杨锴说，“动批”在客流的高峰期能达到10万人，“这些客流肯定会带来消费。”

金开利德办公室主任于建西说，“自己搬个家，还不能说搬就搬呢，何况这么大的市场，从业人员、商城、商户都怎么办？”

“我们三年前花了8.8亿元买下这家公司的大股权，产权50年。现在市值起码翻了一番，要搬去的地方有没有这个价值？”于建西说，“举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例子，我们刚刚安装了一批监控设备，有30%的尾款没有付完，施工方刚刚还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要搬走了。我们合同上的保修期是三年，如果真要搬，拆装、维护的费用增加了我们双方的负担。”

据他介绍，分散在金开利德的2000家商铺，少则投资20万元，而在“动批”面积更大的市场，每家商铺的投资都是上百万元的。这些商铺有些买断了20年的经营权，有些则付了一两年的租金。

杨锴在“动批”已经活跃了十几年，他还记得第一次来这买衣服的情景，“便宜！买了一条裤子才5元钱，白底儿有红色边，当时觉得特时尚。”那时的他还在中专读书，一个月的奖学金有十几块，对于穷学生来说，“动批”是他们青春期里的美好回忆。

金开利德更希望“动批”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做批发市场的一、二线品牌。“新开了那么多店，无序的状态，一是加强了我们的竞争，二是确实对周围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于建西坦陈，每到过年，“‘动批’像水洗了一样，没人。”但每逢五一、十一，地铁四号线的动物园站常常因为人太多而甩站不停车。

尽管同样忍受着人口膨胀的压力，杨锴还是不愿搬走，“新地方如果没有人去就是一潭死水，就怕最后形成一个泡沫，‘啪’一下就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