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一个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正处于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深入推进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言，城镇化既可能是重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机遇所在，也可能形成新的困难和矛盾，是一个带有综合和全局意义的重大问题。因此，城镇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回避的战略问题，需要我们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城镇化。

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综合性枢纽性问题

城镇化是一个涉及国内诸多改革发展重大课题的综合性枢纽性问题。从经济方面看，城镇化对于国家经济结构转换具有战略意义，可以促进劳动力及土地等资源配置的高效化，为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新的战略空间；从社会方面看，城镇化对于塑造中国新社会形态和转变社会组织方式具有催化作用，可以促进中国社会活动方式、社会保障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为提升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现代化成分提供动力源泉；因而，城镇化是攸关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城镇化具有集聚性特征，既有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财富的积聚效应，同时，也可能有矛盾积累效应和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就此而言，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旋转门”，转得好可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快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转得不好就可能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和矛盾，进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城镇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空间所在

毋庸置疑，由于我国城镇化水平总体偏低，城镇化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所在。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只有51.3%，仅相当于美国1910、日本1960和韩国1970年的水平，与许多与我国经济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明显偏低。根据各国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0%左右才稳定下来。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提升的战略空间还很大。城镇化对扩大内需的两大方面——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都有积极的意义。从投资需求看，据估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等将增加10万元；倘若城镇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全国城市人口将增加约1000万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将可增加1万亿，再加上为形成消费对象和消费条件所进行的其他投资，以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投资，这将创造巨大的有效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城镇化将可能缩小城乡差距，总体上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进而拉动消费需求；特别是推动改变乡村简单的“吃、穿、用”为主的消费结构向多样化、时尚化消费为特色的消费结构延伸和升级。从以往的经验看，城镇化将会在住房和与居住相关的各种消费，医疗保健、道路和通讯等方面的消费，以及各类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消费等方面，创造潜力无限的消费需求。因此，城镇化可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充分的需求条件。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注意城镇化中的分配不公和城市贫困化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资源逐步进入到乡村地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激活农村资源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必须防范由此引起的初始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城镇化必然带来大量人口集聚在城镇，由于人口的集中，充分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拉美一些国家由于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就业机会不足，无收入来源及低收入者的人口增加，造成程度不同的城市贫困化现象。而贫困又进一步引致人口素质低下、贫民窟、非正规就业、治安混乱、疾病传播等其他社会问题，由此形成“贫困的恶性循环”。这应成为我们推进城镇化的前车之鉴。

公正与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城镇化的基本保障

在我国规模宏大的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失地农民就业、城镇居民拆迁、城市贫困、农民工市民化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居住、医疗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诉求，如何建立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使新老市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些都需要公正和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就此而言，改革城乡二元制度为核心的政策体系，构建起以一元户籍为基础的城乡一体的政策框架，特别是全国性、普惠制、公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城镇化的一项关键性顶层制度设计。当然，每个居民所应享受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应以政府财力可持续的保障为基础，因此，科学界定社会中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社会公民自身通过劳动获得的私人品的范围，对于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十分重要，也是制度安排可持续的关键。